第十三章 “現實中的社會主義”（第3/14頁）

有趣的是，遍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卻從不見兩位導師在任何一處，提及日後成為社會主義中心指導原則的“中央計劃”，以及以重工業為第一優先的超高速工業發展。當然“計劃”，在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制度裏原屬理所當然的內在屬性，此事自不諱言。不過回到1917年前，當社會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以及其他各色人等正忙著與資本主義對抗之際，對於代之而起的經濟制度究竟該采取何種路線，根本無暇多顧。即使在十月革命之後，列寧自己雖然已經一腳踏進社會主義，卻並不急於冒險深探，冒入那不可知的深處。只因緊接著內戰烽起，形勢驟然逆轉，大勢所趨之下，才促成1918年的全國工業國有化，以及接下來的“戰時共產主義”（War Communism），而布爾什維克政府才得以籌措資源，指揮全軍，與反革命和國外勢力進行一場生死決鬥。凡是戰時經濟——連資本主義國家也不例外——必不可免和國家的計劃與控制聯系在一起。事實上列寧的計劃靈感，得自德國在1914—1918年間的戰時經濟榜樣（不過我們也已看見，德國模式恐怕並不是當時這一類經濟模式的最佳案例）。共產黨的戰時經濟政策，自然在原則上便傾向公共財產及公共管理的手段，並廢除市場及價格的經濟機制。更何況一場全國性的戰事驟來，在毫無準備之下，資本主義特征根本沒有多大用處，完全不具備倉促應戰的能力。再加上當時共產黨內，的確也有幾名理想派的人士存在。如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便認為內戰是建立共產主義烏托邦基本架構的絕佳時機。危機時期經濟的嚴重衰微，普遍性的物資短缺，基本生活所需物資，如面包、衣服、車票等的限額配給，種種斯巴達式的一面，也都成為社會主義理想的先兆。事實上，待蘇維埃政權在內戰（1918—1920）戰火中得勝再生之際，不管眼前的戰時經濟一時之間多麽管用，再往前繼續走去，這條路子顯然就行不通了。部分原因，是由於農民反抗軍隊征用糧食（槍杆子是戰時經濟之本），以及工人反抗生活的艱難。另外部分原因，則在於戰時經濟的手段，根本無法使這個等於已經毀滅的經濟復蘇：幾年的兵荒馬亂，蘇聯鋼鐵產量從1913年的420萬噸，跌為20萬噸。

列寧其人，行事作風一向實際，於是從1921年他宣布了“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NEP），等於重新引入市場原則。事實上——套用他自己的話——從“戰時經濟”退出，進入“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階段。然而這個時候，蘇俄本不如人的經濟再受重挫，規模一落為其戰前十分之一（參見第二章）。大規模工業化，以及由“政府計劃”達到這一目標的雙重需要，自然便成為蘇維埃政府的首要重任。“新經濟政策”雖然解散了“戰時共產主義”，但是由政府強行控制一切的手段，卻成了社會主義經濟的唯一模式。第一家主持計劃的機構，“俄羅斯電氣化國家委員會”（the State Commission for the Electrification of Russia），即於1920年成立，其任務自然是科技的現代化。可是次年成立（1921年）的“國家計劃委員會”（State Planning Commission，Gosplan）的目標卻極為廣泛，該機構一直以此名存在，直到蘇聯解體。它不但是所有國家級計劃單位的主管單位及指導者，且成為20世紀國家宏觀經濟的總樞紐。

“新經濟政策”在20年代，曾在蘇聯引起激烈的爭論，到了80年代戈爾巴喬夫掌權的初期，再度掀起爭論高潮——不過這一回爭端的原因卻完全相反。20年代的“新經濟政策”，顯然被眾人視為共產主義敗退的標志，至少也表示在高速大道上前進的隊伍，被迫一時逸出正路。至於如何再重回正道，路徑方向卻不甚明確。激進派人士，例如和托洛茨基一路之人，主張盡快與新經濟政策分道揚鑣，並提倡進行大規模的工業化行動，這項意見最終在斯大林統治時期得到采用。而中間一派的溫和人士，以布哈林為首，則將戰時共產主義年代拋在腦後。對於蘇聯的現狀，他們深刻認識到一個事實：革命之後，這個國家比以前更受小農文化的主宰，布爾什維克政府在這樣一個環境氛圍中運作，在政治經濟上的受限可想而知，因此這派人士贊成“漸變”。而列寧本人的看法，自1922年他突遭病變之後，便無法再清楚表達，他1924年初便謝世了。可是在他難得可以表示一些意見的時候，看來似乎是站在“漸變”一邊。而另一方面，80年代的辯論，卻屬於一種回溯性的探索，想從歷史的角度，為當年實際繼“新經濟政策”而起的斯大林路線，另外找換一條社會主義的可能選擇，即一條新路，一條與20年代左右兩派不同的社會主義之路。撫今追昔，當年的布哈林儼然便是日後的戈爾巴喬夫的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