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現實中的社會主義”（第5/14頁）

眾多的“五年計劃”，從1928年開始取代了“新經濟政策”。這種“計劃經濟”難免粗糙——遠比20年代那批首開計劃之風的國家計劃委員會經濟學者的精密計算為粗糙；而較之20世紀後期政府及大公司企業的計劃工具，國家計劃委員會的學者自然又拜下風。基本上，這些五年計劃的功用僅在創造新工業。至於如何經營，都不在考慮之列。而開發次序，則基本以重工業及能源生產為優先，二者同為大型工業經濟的基石，即煤、鋼鐵、電力、石油等等。蘇聯礦產的資源富饒，因此前述的開發方向既合理又方便。一如戰時經濟——其實蘇聯的計劃經濟也可以算作一種戰時經濟——其生產目標的設定，往往可以不顧實際成本及成本效益的考慮（事實上必須經常如此）。在這種非生即死的拼命情況之下，最有效的方法，便是突然發布緊急命令，不管三七二十一，命令大家竭力趕工交卷。“危機處理”“緊急作業”，便是它的管理方式。於是蘇聯經濟，便在經常性的作業之中，突如其來，每隔一陣子便來一下抽搐，全民總動員“發狂似的超額勞動”一番，以完成從上而下的緊急命令。斯大林時代終於過去，繼之而起的赫魯曉夫，竭力設法另尋他途，使蘇聯經濟形成制度化作業，而不要只在“咆哮”之下才能發生作用。總之，斯大林深諳“狂風突襲”之道，將其奧妙發揮得淋漓盡致，他一再定下不合理的天文數字為目標，激使國人付出超人式的努力。

更有甚者，目標定了之後，還必須讓負責人等明白其中的意義、細節，進而徹底遵照施行。如此一個命令一個動作，深入各地，連亞洲內陸的遙遠邊區村落也不例外——但是這些負責宣傳及執行任務的行政管理人員、技師工人，卻多數經驗少、教育程度低，他們一向習慣的工具，是木制的犁耙而非機器——起碼第一代是如此。卡通畫家大衛·洛（David Low）在30年代訪問蘇聯時，曾畫了一幅漫畫：一名集體農莊女工，“心不在焉地在給一台拖拉機擠奶”。基層人員素質低，更使整體計劃質量降低，於是全部重任便落在僅有的上層少數人身上，中央集中化的程度日益加重。當年拿破侖手下的將領技術欠佳，參謀人員挑起重擔。同樣，蘇聯所有的決策，也愈來愈集中於蘇聯體系的最頂端。國家計劃委員會的高度集中化，雖然彌補了管理人才的短缺，可是卻使蘇聯經濟體系以及各個方面形成嚴重的官僚化。[2]

如果說，蘇聯經濟僅以維持半自給狀況為滿足，並只求為現代工業奠定基礎，那麽這個主要於30年代趕工出來的粗糙體制，倒也發揮了它的作用。更有甚者，在同樣粗糙的方式之下，它還發展了自己特有的伸縮余地。通常在現代經濟那套繁復精密且相互關聯的體制之下，牽一發即動全身，設定一套目標甲，往往會影響另一套目標乙的施行。可是蘇聯則不然，事實上就一個落後原始、外援斷絕的國家而言，號令式支配型的工業化措施，雖然不乏生產浪費及效率低下之處，卻能夠發揮令人嘆服的驚人效果。在它的指揮之下，數年之間，便將蘇聯一變而為數一數二的大工業國，並能一洗當年沙皇憾事，不但熬過對德苦戰，最終還擊垮了兩次大戰的敵人德國。當然戰爭期間，蘇聯的損失也很慘重，一時曾失去了包括占其總人口三分之一的廣大土地，蘇聯各大工業領域的工廠也在戰火下毀了半數。蘇聯人民的犧牲，更是舉世無匹。世上少有幾個國家，趕得上蘇聯在這場戰事中，尤其是30年代間所遭受的慘重損失。蘇聯經濟始終將國民消費所需列為最低優先，1940年間，蘇聯鞋襪產量低到全國平均每人僅一雙略多，但它卻保證人人可以獲得最低額度的供應。這個系統，由控制（貼補）價格及房租的手段，給眾人工作，供眾人吃、穿、住，還有養老金、健康保險，以及原始粗陋的眾生平等地位。直到斯大林死後，特權階級才一發不可收拾。更重要的是，這個體制還給予眾人教育機會。像這樣一個文盲普遍的國家，竟能轉變成現代化的蘇聯，如此成就，無論以何種尺度來衡量都非同小可。對數以百萬計出生於村野的人來說，即使在當年最艱苦的年代，蘇聯的發展之路也意味著新視野的開啟，代表著由無知的昏昧走向光明先進的城市。至於個人的啟迪、事業的開發，自然更不在話下。新社會證據確鑿，不由得民眾不信服。更何況，除此之外，他們又哪裏認識第二個不同的社會呢？

然而蘇聯現代化的成功故事，卻不包括農業部門，以農業為生的人口遭到了遺棄。因為工業化的發展，是踩在被剝削、被利用的農民大眾的脊梁上走出來的。蘇聯的農民及農業政策，實在乏善可陳，幾乎一無是處。倘若尚有一處可堪告慰，那便是他們負起“社會主義初級積累”[3] 的大業重任。其實並不止農民群體，蘇聯工人，同樣也挑起開發資源、為未來打基礎的沉重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