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現實中的社會主義”（第6/14頁）

小農大眾，也就是蘇聯人口的大多數，不僅在法律上、政治上均列於次級地位（至少直到1936年的憲法制定為止，不過這部憲法根本沒有任何效力），他們的稅負較他人為高，生活的安全保證卻不如。更有甚者，取代“新經濟政策”而起的基本農業政策（便是集體化的合作農場和國營農場制度），不但造成農業的大災難，而且始終未從災難狀況中脫離出來。最直接的打擊，是谷類產量的銳減，牲口數目也頓失其半，造成1932—1933年間的大饑荒。原本就甚低的蘇聯農牧業生產力，在集體化制度推波助瀾之下，愈發陷入低谷，直到1940年時，才逐漸恢復“新經濟政策”時期的水平。同時，也更助長了未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及1950年的災難。蘇聯當局為挽救這一股低落之勢，便大力地推動機械化，但卻同樣成效不明顯，始終沒有起色。戰後蘇聯農業雖曾一度振作，甚至有余糧可供出口，可是卻永難恢復當年沙皇統治下的出口大國地位。到這段復興時期過去，其農產品再也無法供應國內人口所需。於是自70年代初期開始，蘇聯必須依賴世界谷物市場的供給，有時甚至高達其總需求的四分之一。要不是集體制度還為小農開了一扇方便門，留下了一線生機，允許他們耕作少量的個體自留地，並可在市場出售其田間所得（1938年間，個體地只占總耕地的4%），蘇聯的消費者除了黑面包外，恐怕就沒啥可吃的了。簡而言之，蘇聯付出了極高的代價，卻只將一個極無效率的小農農業，轉換成一個同樣極無效率的集體農業而已。

但是蘇聯的種種弊端，其實往往反映著國家社會政治狀況，而非布爾什維克設計的本質目的。合作制度及集體作業，若以不同程度與私有耕耘制相互混合運作，本也可以獲得成功，如以色列實施的集體農業屯墾制度（kibbuzim ），就比蘇聯制度更具共產主義特色。而純粹的小農制度，卻往往將精力投往向政府索取補助，反而不肯多花力氣，改善增加土地生產。[4] 然而蘇聯的農業政策，毫無疑問，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大失敗，可是後起的社會主義政權裏面，拾其牙慧者卻不乏其國，至少在剛起步時是如此。

蘇聯發展之路上還有另外一大弊端，那就是它碩大無比、膨脹過度的官僚體系，即在其政府集中號令下的畸形產物。其龐大繁復，連斯大林本人也對付不了。事實上甚至有人認為，30年代後期由斯大林一手導演的“大恐怖”，其實是他走投無路情急之下想出來的對策，用以克服“官僚陣營的重重障礙，對政府控制禁令的種種回避伎倆”。至少，他的用意也在防範官僚系統演變成僵化的統治階級。到勃列日涅夫時代，這個僵化的結果終於出現。可是政府每次欲改進行政效率及彈性的嘗試，卻都難逃失敗命運，反使行政系統愈加臃腫，其存在更不可少。到30年代的最後幾年，行政人員每年以二倍半於總就業人口的速度增長，戰爭逐漸到來，蘇聯已經發展成每兩名藍領工人，就有一名行政人員的頭重腳輕之勢。於是在斯大林的高壓統治之下，這一批領導精英的最上層，如人所說，不啻一群“擁有權勢的特殊奴隸，隨時隨地都在大難邊緣。他們的權勢、他們的特權，永遠籠罩在一股‘記著，你總逃不了一死’的陰影之下”。斯大林死後，或者說在最後一位“大老板”赫魯曉夫於1964年被趕下台後，蘇聯體系內，便再也沒有什麽可以阻擋沉滯僵化的發生了。

最後使得蘇聯制度陷於絕亡的第三項缺陷，卻是它缺乏彈性的僵化。蘇聯式的生產，一味致力於產量的提高，而產品的種類和質量，則完全於事先決定。其體系內部，毫無一種變換“產量”及“品質”的調節機制（其產量目標只有一個方向：就是不斷上揚）。創新發明，更非此制度所長。事實上，在蘇聯的經濟制度中，“發明”根本不能為其所用，而且也不會用在與“軍事——工業復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不同的民間經濟之上。[5] 至於消費者需要的供給，既非通過反映其喜好的市場環境，也非基於以消費為取向的政治經濟制度。在這裏，國家計劃機器扮演了決定一切的角色。充其量我們只能這麽說：雖然蘇聯工業結構本身，繼續偏向於生產資料生產，它同時卻也提供了更多的消費品。只是其分銷系統實在太過糟糕，更有甚者，組織性的功能幾乎完全不存在。因此要沒有“次級”或所謂“黑市”經濟，蘇聯境內的生活水準，根本不可能有效提高。40年代至70年代之間的改善很驚人，而黑市經濟的增長之快，自60年代結束以來尤為快速。地下經濟的活動規模，自然缺乏官方文件的統計，在此我們只能大略猜測。但是到70年代後期，據估計，蘇聯都市人口花費在私人經營的消費、醫療，及法律服務方面的支出，約有200億盧布，另外還要花掉70億盧布的保安“小費”（Alexeev，1990）。這個數字，幾乎可以與當時蘇聯的進口總額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