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黃金時代（第4/16頁）

因此就任何理性的層面探討，當時的蘇聯，其實對紅軍占領範圍以外的任何人都沒有眼前的威脅。當時，筋疲力盡的蘇聯正力圖從戰爭的灰燼中振作起來，它的國民經濟一片凋敝，政府的信用除了在蘇聯以外完全掃地，完全失去了向心力。至於西部邊陲一帶，更與烏克蘭及其他各種民族主義的遊擊武裝多年齟齬不斷。它由斯大林獨攬大權，而斯大林對外是力避冒險添亂，對內則殘酷無情（參見第十三章）。蘇聯對外援是求之若渴的，因此在短時間之內去冒犯唯一有能力向它伸出援手的超級強權美國，自然無利可圖。身為一名共產黨人，斯大林當然相信共產主義最終必將取資本主義而代之，這一點毋庸置疑；從這個信仰出發，兩大制度之間任何形式的共存必難長久。不過正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際，斯大林手下的計劃專家，卻不認為資本主義已經陷入危機。他們顯然相信，在美國霸權撐腰之下，資本主義還有好長一段路可走，因為當時美國財富及勢力的增幅之大，實在太明顯（Loth，1988，pp.36—37）。這一點，其實正是蘇聯擔心的要害。[5] 蘇方在戰後采取的姿態，與其說是野心勃勃的攻勢，倒不如說是但求自保的守勢更為貼切。

總之，盡管蘇聯自顧不暇，但是形勢使然，雙方卻不得不都采取對抗的政策。一方是蘇聯，對自己朝不保夕的地位心知肚明；另一方則是世界超級強國美國，對中歐和西歐瞬息萬變的局勢，以及亞洲大部分地區撲朔迷離的政局也同樣不安。就算沒有意識形態牽涉其中，對峙局面恐怕也難避免。1946年初，美國外交官凱南（George Kennan）首先提出並為華盛頓當局積極采納的“遏制政策”（containment）。凱南本人，便不相信蘇聯真的在為共產主義“理想”賣力，而他自己，更不屬於任何意識形態戰爭的先鋒，這一點從其日後職業生涯中可見一斑（唯一的例外，是他對民主政治的評價甚低，因此大加反對）。凱南其人，其實只不過是一名由舊式權力政治學派出身的蘇聯問題專家，美國駐歐人員之中不乏這號人物，在此類人眼中，沙皇俄國派，或是布爾什維克派，都屬於一個落後野蠻的社會。而俄羅斯人向來便有一種“缺乏安全感的傳統直覺”，其統治者更是一群充滿了這種恐外心理的人。這個國家，總是自絕於外面的世界，一向為獨裁者所統治，總是處心積慮地從事死亡鬥爭，很有耐性地等著對手徹底毀滅。既不合作也不讓步，判斷和行動，從不訴諸理性，只能聽憑武力，硬碰硬地解決。在凱南眼裏，共產主義無疑火上澆油，更大大地增加了舊俄帝國的危險性，因為它標榜著舉世最最無情的烏托邦思想，即壟斷全球的思想意識，為這個舉世最最兇殘的勢力添翼。因此依照凱南這套理論實行起來，便意味著唯一能與蘇聯抗衡的強國美國絕對不能有半分妥協。無論蘇聯是否信仰共產主義，都得將之“遏制”，以防其毒素影響滲透。

這是美方的觀點。反之，從莫斯科的角度看來，為了保全進而利用本身在國際上剛建立卻不堪一擊的龐大勢力，唯一的途徑就是跟美方的做法完全一樣：絕不妥協。誰都沒有斯大林本人清楚，自己玩的這一手其實力量有多單薄。1943—1945年間，蘇聯還是對付希特勒不可或缺的力量，甚至也被看作將是擊敗日本的主力，羅斯福和丘吉爾即曾在數次峰會中，尤其是雅爾塔會議，許下諾言，答應給蘇聯許多好處。這些在蘇聯眼中經由歷次會議講定的地區，比如1945—1946年間議定的伊朗與土耳其國界，斯大林一口咬定，絕不松口。除了這些要塞地區之外，蘇聯也許可以考慮撤離，但若妄想重開雅爾塔會議，門兒都沒有。事實上在那段時間裏，斯大林的外長莫洛托夫（Molotov）無論出席大小國際會議，有名地專會祭出“不”字真訣。當時美國已擁有核武器，雖然才剛起步。直到1947年12月，雖然制造了12顆原子彈，卻沒有飛機可以運送，軍中也沒有夠格的裝配人員（Moisi，1981，pp.78—79）。至於蘇聯，卻仍兩手空空。除非蘇聯先讓步，美國絕不會給它任何經濟援助。然而這一點卻正中莫斯科的要害，就算是為了最迫切需要的經濟援助，它也不能有半點示弱讓步的表示。而美國呢，本來就不打算給蘇聯任何好處。雅爾塔會議之前，蘇聯曾請求美國戰後予以借款，可是美國聲稱這份文件已經“誤置”，再也找不著了。

簡單地說，正當美國為了未來可能出現的蘇聯世界霸權而擔憂的同時，莫斯科卻為了眼前美國在全球除了蘇軍占領區以外的各個地區顯示威風的事實而難以安枕。當時國力遠比各國全部加起來還要強大的美國，輕而易舉便可以將國疲民乏的蘇聯收入麾下。面對這種態勢，堅持到底絕不妥協，自然是最合邏輯的應對之術。我們不妨稱之為莫斯科的紙老虎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