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黃金時代（第2/16頁）

然而，即使在這些很快被稱為“第三世界”的地區裏，不幾年間，促成國際政局趨於穩定的條件也逐漸成形。因為態勢越來越明顯，後殖民時期的各個新興國家，多數雖然與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世界沒有共鳴，本身卻也不是共產黨國家。事實上對於國內政治的處理，多半還持有反共態度，在國際事務上則采取“不結盟”的立場（nonaligned，即不加入由蘇聯領導的軍事集團）。簡單地說，從中國共產黨革命成功開始，一直到70年代，共產黨中國早已不屬於唯蘇聯馬首是瞻的社會主義陣營了。

根據事實發展，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世界格局便很快地穩定下來，並且一直維持到70年代國際形勢進入另一個長期危機時期時，才開始變化。在此之前，兩大超級強國都頗安於世界並不均分的現實，並竭力避免以公開的武力沖突去解決任何疆界上的爭議，以免一發不可收拾，導致正式開戰。雙方的行動準則，其實跟一般的想法以及冷戰的詞匯恰恰相反，都以為“長期和平共存”確有其實現的可能性。即使到了緊要關頭，盡管在表面的官方言論上，兩邊好像快要甚至已經打起來了，事實上，彼此私下卻依然相信對方必能自我約束，有所節制。朝鮮戰爭期間（1950—1953），美國參戰，蘇聯卻不曾正式加入，雖然美國政府很清楚，中共方面其實足足有150架由蘇聯飛行員駕駛的飛機（Walker，1993，pp.75—77），可是這項情報卻秘而不宣，因為美國估計得很準，莫斯科最不想做的事，就是被卷入戰爭。我們現在也都知道，其實在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期間，雙方最擔心的事情，就是那些虛張聲勢的備戰姿態被對方誤以為真，以為己方真的在為開戰做準備（Ball，1992；Ball，1993）。

這種心照不宣，以“冷和”（Cold Peace）代“冷戰”的默契，一直到70年代都還頗行得通。1953年，蘇聯智囊團正悄悄卷土重來，乘民主德國一場嚴重的工人暴動，開始重建共產黨勢力。當時蘇聯就已經知道（或可以說學到了），美國表面上要把共產黨勢力“席卷”倒轉（roll back）回去，事實上這番呼籲，不過是在空中廣播上的宣傳戰罷了。從此以後，凡在蘇聯地盤發生的事件，西方都完全袖手旁觀；這種態度，從對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反應，即可證實。冷戰時期，雙方雖然都口口聲聲非要爭個你死我活，但在事實上各國政府的基本決策並不遵循這項方針，倒是私下明爭暗鬥的情報活動，才真正發揮了冷戰中決一死戰這一口號的精神。於是，描繪諜報謀殺的間諜小說，便成了現實世界國際鬥爭影響下一項最具代表性的副產品。而此類小說之中，始終又以英國作家的地位最高，例如弗萊明（Ian Fleming）筆下的邦德（James Bond），以及勒卡雷（John Le Carré）筆下的甘苦英雄，兩位主人翁都在英國特務機構供職，這些人物形象總算在筆下人間的世界裏，為現實權力政治中日漸式微的英國人挽回一點顏面。不過，情報英雄的活動固然比實際的權力遊戲具有戲劇性，若認真比較起來，除了在某些第三世界的小國之外，蘇聯秘密警察（KGB）、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等情報機構的影響力還是很小的。

在這麽微妙的背景下，這段漫長的緊張對抗期裏，到底有沒有過真正危險至極，有可能觸發世界大戰的一刻呢？當然，其中也會有過幾回險路走得太多了，難免碰上意外的時候。這個問題很難作答。細想起來，最具爆炸性的時期，可能要從1947年3月美國總統杜魯門提出他的“杜魯門主義”（Truman Doctrine，“本人相信美國的政策，絕對是幫助那些起來對抗外侮的民族”）開始，一直到1951年4月，這同一位總統把在韓國的美軍總司令，就是那位不聽主帥調度的麥克阿瑟將軍（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解職為止。在這段時間裏，美國極為害怕歐亞大陸的非共區會爆發革命或瀕臨解體。而這份擔憂，可說並非全屬過慮——因為環顧現實，豈不見共產黨在1949年奪取了中國大陸？反過來從蘇聯這一面看，也正面對著美國在核武器上的壟斷，以及其威脅性不斷升高的反共叫囂。1948年鐵托領導南斯拉夫自行其是，成為破壞蘇聯共產黨集團團結的第一道裂口。更有甚者，從1949年開始，中國已由這樣一個政府來領導，它不但全力投入了朝鮮戰爭，而且一心一意準備對付一場真正核大戰的爆發。[2] 這一點，中國與其他國家所持的“以核止核”心態大異其趣。總而言之，形勢詭譎，什麽情況都可能發生。

原子彈在廣島投放後的第四年（1949年），以及美國氫彈爆炸成功後的9個月（1953年），蘇聯也分別獲得了這兩種核武器的制造能力。從這一刻開始，兩大超級強權便放棄了以戰爭對付對方的手段，因為一旦開戰，無異為彼此簽下一紙自殺協約。至於美蘇曾否認認真考慮向第三世界采取核行動，例如1951年美國對朝鮮戰爭，1954年美國為援助法國之於越南，以及1969年蘇聯對中國等等，其意向並不分明，不過最後的事實是都不曾采用。但是其中有過幾回，雖然雙方都肯定沒有真正訴諸核武器的用意，卻都曾出言恫嚇對方：例如美方為求加速朝鮮越南兩處的和平談判（1953年，1954年），以及1956年蘇聯要挾美法退出蘇伊士運河，等等。可惡的是，正因為雙方都深信對方無意打仗，自己也從不打算摁那致命的按鈕，反而越發虛張聲勢，動不動便以核武器相威脅以達談判目的，或借此在國內達到政治企圖（此乃美國）。事實證明，這種有十足把握的心理戰效果果然不錯，但卻把整代的百姓給害慘了，天天心驚肉跳，活在核戰爭的陰影之下。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便是一種完全沒有必要的動作。一連數日，不但差點把全世界投入一場毫無意義的戰火，事實上也把雙方的高層決策人士嚇得清醒過來，一時之間，總算變得比較有理性了。[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