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傷第二十四（第3/4頁）

1948年，儲安平在《觀察》停刊前說：“政府雖然怕我們批評，而事實上，我們現在則連批評政府的興趣也已沒有了。”

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告別溪口。蔣經國追憶說“極目四望，溪山無語”，當時“天氣陰沉，益增傷痛。大好河山，幾至無立錐之地！且溪口為祖宗廬墓所在，今日一旦拋別，其沉痛之心情，更非筆墨所能形容於萬一”。

1953年，北京市開始醞釀拆除牌樓，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歷史學家吳晗負責解釋工作。有一次，鄭振鐸邀請文物界知名人士在歐美同學會聚餐。鄭振鐸感慨道，推土機一開動，我們祖宗留下來的文件遺物，就此壽終正寢了。林徽因則指著吳晗的鼻子，大聲譴責。同濟大學教授陳從周回憶道，雖然那時林徽因肺病已重，喉音失嗓，“然而在她的神情與氣氛中，真是句句是深情。”

1957年，“反右”之前，徐鑄成在北京與葉聖陶、鄭振鐸、宋雲彬一起喝酒。面對山雨欲來，徐鑄成說：“可能有人真正想反黨……如果我們也被打成右派，豈不令人寒心？萬一有事，誰還敢挺身擁護黨？”宋雲彬慘然一笑：“天下已定，以後不會有什麽萬一了。”

1957年，“反右”運動如火如荼，北京城墻也被熱火朝天地拆除著，到處是毀墻的炮聲。有一天，梁思成進城去瞅了瞅，發現地安門已經沒有了，廣安門也消失了，聽說正拆廣渠門，急忙趕去，發現已經只剩下一個城台和一個門洞。毀城的大軍正向北京最後的兩個城門進軍——崇文門和西直門——1957年時最後兩個有甕城的城門。梁流淚了，他去找周恩來：“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樓，就像割掉我的一塊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墻，就像剝掉我的一層皮！”

大躍進時，一位多年前解甲歸田的副軍長楊增華特地從湖北農村跑到北京，找到朱德說：“總司令，我來討個命令，鄉裏興不得煉鐵，也吃不得食堂了。把老百姓都搞苦了。你給我一句話，我就走。”朱德把手搭在他肩上說：“我一定把你的意見向黨中央反映，但是我們都無權違背中央的方針。”楊增華問：“我要問一問，是誰興的這尖板眼？”朱德說：“種你的田吧！該說的話我都說幹了。”

“文革”時，在天津查抄物資落實辦公室工作的馬敬雲處理過不少名人的落實事務，其中一位是民國大總統徐世昌的六姨太。馬說：“這個老太太當時七十多歲了，卻還驚人的美麗，高高的個頭，挺挺的腰身，一對半大解放腳，樸素的衣著，掩蓋不住那高雅的大家風範。我始終不明白，嚴酷的歲月，竟沒有給她的臉上寫下應有的年輪記憶。”六姨太家抄走的多是四舊的犯禁品，只能作價還錢，實物上交，玉器之外，徐世昌親筆字畫有十余幅，六姨太大著膽子要求發還字畫，說是要“留個念想”，人家當場拒絕了。

1966年8月27日，“破四舊”的高潮中，家住北京大學附近的工人陳彥榮和妻子劉萬才，被北大附中紅衛兵抄家並被綁架到校中毒打。陳彥榮在當天深夜被打死，時年37歲。他的妻子被打得遍體鱗傷。那一天和他同時被打死的還有一個老年女人。陳的屍體被送走燒掉未留骨灰，只通知陳家人付28元火葬費。陳家告債借到這筆錢，陳妻和六個未成年的孩子艱難度日。“文革”後，北大附中學支部賠償陳家2500元錢。拿到錢的時候，陳妻哭道：“我一輩子都沒見過這麽多錢。可是我要錢做什麽？我要人哪。”

“文革”中，社會上到處是紅衛兵、造反派，街道的人（即居委會的人）成了革命政權的耳目和爪牙，人們的一舉一動都被監視。俞平伯想吃點兒嫩豌豆，又怕鄰居發現。老倆口想了個辦法，晚上蒙著被單剝豌豆，夜裏把豌豆殼用手搓成碎末兒，摻和在爐灰裏，第二天倒了出去。結果，還是被檢查垃圾的人發現，又挨了批鬥，罵這個反動學術權威還繼續過著資產階級的生活。

“文革”期間，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批鬥“黑幫”，何其芳名列“黑”榜首，俞平伯居其次。每一次批鬥大會之後，都要被“遊行示眾”，在大院裏轉一圈。照例是何其芳走在最前頭，手裏拿一面鑼，“當當”地敲，眾人圍觀，孩子們投石塊，吐口水。為了區分眾多“黑幫”的不同身份，他們被要求每人用一塊黑布寫上白字，縫在衣服上，如“走資派何其芳”、“反動學術權威俞平伯”等。大家就公推俞平伯來寫這些字：“因為他的字最有功力。”

1966年8月27日，千家駒買了一瓶二鍋頭酒，坐公共汽車去了香山，決心在“鬼見愁”跳崖自殺。結果，他到半山被紅衛兵發現，被迫下山，在中途一處跳崖，未死獲救。妻子知道後，流著淚說：“你怎麽可以去死呢？你死後，我們怎麽辦呢？你還有老母親，有我，有孩子，教我們怎麽生活下去呢？”千家駒後來回憶說：“本來，螞蟻尚且貪生，一個人非萬分無奈，誰願意好端端去死呢！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自殺的高級幹部、高級知識分子、名教授、名演員、名大夫、名作家、名記者，何止千千百百。在我的熟朋友中就有老舍、翦伯贊夫婦、範長江、金仲華、鄧拓、孟秋江等人。孰無父母，孰無兄弟，孰無兒女，孰無親友，他們生也何罪，死也何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