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異第二十三

康有為未捷前，上萬言書，大談時政，又著《偽經考》以驚鄙儒。一時王公大人群震其名，以為宣尼復生，遂呼為康聖人。禮闈既捷，聲名愈大，虛聲所播，光緒皇帝亦頗聞之，將為不次之擢。翁同和竊窺上意，就力保康有為，說是“其才勝臣十倍”。又怕他日或有越規，乃加“人之心術，能否初終異轍，臣亦未敢深知”等語，以為如此言語，可以不至受過矣。

八國聯軍攻占北京後，對沒有來得及逃跑的王公大臣公開淩辱，如肅親王善耆、禦史陳壁等人，被迫去挑大糞、運石頭，當時國內外報紙爭相報道，蔚為奇觀。懷塔布當時官居禮部尚書，是慈禧太後的姻親，被用來拉車。一個洋鬼子坐在車上，手拉韁繩，不時用手中鞭子抽打他的脊背，啪啪作響，懷尚書回頭笑說：“老爺子別打了。這條路小人一天跑幾趟，不會拉錯地方的。”

《辛醜條約》後，清廷下“罪己詔”，始施改革，幾乎盡行康梁當年新法。而改革非但沒有制止特權，反而擴大了特權，特權的擴大又導致腐敗的加深。孫中山當時就說：“單單是引進鐵路或歐洲物質文明的任何這類措施，由於它們打開了新的敲詐勒索、貪汙盜竊的門路，反而會使事情更壞。”

良弼留學東京士官學校，親見革命風潮之烈，歸而語滿人大佬說：“不用害怕，這些人每月給他們數萬金銀，賞一頂戴，他們就會閉口了。”後來的袁世凱也是對付人事裏手，慣技就是以錢鋪路，黃遠庸說袁世凱是良弼的徒弟。黃的車夫與一車夫當街吵架，站崗巡警雲：“得了，得了，知道嗎？現在是共和時代，大家對付著罷了。”黃以為對付之思想亦是專制教育之體現，說這位巡警是袁世凱的徒弟。

袁世凱做總統後，極為提倡尊孔，他說“孔子之道，亙古常新”，“如布帛菽粟之不可離”。1913年起，他連續發布了尊孔讀經的命令和條例，通令全國恢復祭孔。1914年9月，他率文武百官，到文廟祀孔；12月，到天壇祭天。

嚴復年輕時對清政府的昏庸顢頇大為憂慮，常對人說：“不三十年，藩屬且盡，繯我如老牸牛耳。”中法戰爭後，嚴復更不相信洋務派的“新政”設施能夠“富國自強”，對洋務運動非常不滿。李鴻章“患其激烈，不之近也”。從此，一直不受重用。直到清政府快要覆亡時，為了籠絡社會名人，1909年，清廷賜給嚴復文科進士出身；1910年，海軍部特授他協都統，又征為資政院議員；1911年，授海軍一等參謀官。嚴復長子嚴璩也升到二品銜的高官。一家與清廷的關系密切起來，他對革命持否定態度。辛亥革命以後，他懷念清王朝，常常發表言論，詆毀革命，認為中國人的“識度不適於共和”。

1915年，袁世凱推行帝制後，徐世昌要求辭職。當袁勸他贊助時，他說：“舉大事不可不稍留回旋余地，若使親厚悉入局中，萬一事機不順，無人以局外人資格發言為謀轉圜矣，某當此時而求去，非為自身計也。”隨即退居河南輝縣水竹村。袁世凱稱帝後，封他為“嵩山四友”之一，特許不稱臣，不跪拜。

康梁革命失敗後，康有為日益保守。從政治革命到君主立憲，又退到保皇，到要求定孔教為國教，到墨西哥、印度等地考察後，他自承：“吾自遊墨而不敢言民主共和，自遊印度而不敢言革命自立焉。”

1923年7月，孫中山就因尋求美國支持不得，而向《紐約時報》記者表達了他強烈的不滿。同年12月，孫中山更因要截留廣東海關關余，又遭遇英、美、法、日、意、葡等國派軍艦赴廣州向他示威。他終於憤然宣布：“我們已不依賴西方，我們將聯合俄國。”

1923年，王造時在《清華周刊》發表文章說：“對於講學問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萬分的欽佩；對於談政治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萬分的懷疑。”以此為國民黨辯護。十年之後，王同樣激烈地批評國民黨，朋友說他自相矛盾，王反問：“是我變了呢？還是國民黨變了呢？”

孫中山應邀北上，但到天津後，奉系、皖系跟他的合作就破裂了。張作霖在宴會上說：“我是捧人的，我今天能捧姓段的，就可捧姓孫的。唯我只反對共產，如共產實行，則雖流血所不辭。”

胡漢民曾對張學良說，當年在總理面前是兩個人，一個是汪精衛，一個是他。總理總是派汪精衛到外面去辦外交，幹這些事都得說假話呀，不能說真話。因此，汪精衛習慣了，他跟誰都說假話，而胡漢民是辦內務的，得說實話，他在總理面前什麽都說，結果得罪了總理。

1927年，井岡山的邊區特委開會時，每一個與會者的胸前都必須掛一個紅布條，寫上各人的出身。陳正人讀過兩年師範，未讀完初中，在這些大老粗中間，他算是知識分子了。開會選舉，他當選為特委書記時，有人說：“不行，不行，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黨，一個知識分子怎麽能當書記？！重選，重選……”結果在印刷廠當過學徒的譚震林當書記，陳為譚的部下，書記的事情卻都是陳正人來做。近四十年後，陳正人在“文革”的“牛棚”裏，想起這件往事，感嘆說：“我們黨在幼年的時候，就很厲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