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異第二十三（第2/3頁）

北伐完成，東北易幟，中國實現了形式上的統一。蔣介石根基穩固，開始不買元老們的賬。某日，張靜江約吳稚暉、蔡元培、李石曾等人聊天，對蔣發泄不滿，要求大家向蔣進言。吳稚暉說：蔣先生個性倔犟，自信力極大，大家不宜進言。明知無濟於事而強為之，徒引起無謂反感，實屬不智之舉。吳又說：若說句粗話，蔣先生是個流氓底子出身，今已黃袍加身，一躍而為國府主席，自然目空一切。和昔日流跡上海，為靜江先生送信跑腿時，自不可同日而語。最好大家信任他，由他放手去幹，不必對國事濫出主張。做得好，固然是他分內的事；做得不好，也是他的責任，免得推諉到別人身上。

1954年4月，吳國楨見到剛從台灣來美的胡適，兩人在政治理念上相當一致。談話中，胡適問及台灣政治犯的人數，吳回答說一萬余人。胡適說：“你錯了，我剛回來，我估計超過十萬人。”後來，胡適再度親近蔣介石，回到台灣並撰文為蔣辯護，甚至指責吳國楨的“背叛”。吳國楨只好公布了這段談話。

潘懷素是中國農工民主黨創始人之一。潘同鄧演達交情很深，1930年和鄧演達在上海組織成立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中國農工民主黨前身），他們在屋裏開會，季方是在門外站崗放哨的。建國後，季方做了主席，潘懷素是布衣學者之身。有一次潘懷素去找季方，季對潘說：你以後不要再來了。

反右期間，有關方面要龍雲承認跟陳銘樞結成了一個“龍陳聯盟”。如果他能答應下來，保證他的生活待遇一切不變。龍雲當場拒絕，他說：這真成了天大的笑話，國人眾所周知，過去我是雲南的土皇帝、土軍閥，而陳銘樞做過國民黨廣東省政府主席，代理過偽行政院院長，算是蔣介石的嫡系。將我們兩個風馬牛地捏在一起，這個事怎麽能行呢？

溥儀被改造後，政府組織他和其他戰犯去東北參觀，他們到一戶農家，主人劉大娘不知他們是何人，憶苦思甜，控訴在偽滿洲國時代的悲慘生活，由蔬菜又談到從前吃糠咽菜的時代。劉氏拉開一只甕蓋，讓溥儀看裏面大米。其子笑她：“大米有什麽可看的？”她說：“現在沒什麽可看的，可是你在康德那年頭看見過幾回？”溥儀受不了，起立低頭對劉氏說：“您說的那個康德，就是偽滿的漢奸皇帝溥儀，就是我。我向您請罪。”同去的幾個偽大臣將官也站了起來：“我是那個抓勞工的偽勤務部大臣……”“我是搞糧谷出荷的興農部大臣……”“我是給鬼子抓國兵的偽軍區司令……”劉氏呆住了，最後擦著眼淚說：“事情都過去了，不用再說了吧！只要你們肯學好，聽毛主席的話，做個正經人就行了！”

1962年，陳虞孫率上海評彈團赴港演出，歸來後，各方請他作報告者頻繁。一次他與眾人開會，中間他去聽了一個電話，回到會議桌上，拂然不悅，厲聲說：“我就是想不通，一定要講香港怎麽怎麽不好……”真情流露一刹，而上台講演仍大罵香港。

20世紀60年代初，郭世英、張鶴慈和曹天宇等年輕人敏於思考，他們對時代社會感到痛苦、無能為力又想做點什麽。他們的傾向受到父輩和公安機關的嚴密注視。郭世英的父親郭沫若曾跟翦伯贊談論孩子們的思想，並把年輕人的文字給翦看，問翦感想。翦反問郭沫若。郭答：“有些像我們年輕時。”翦伯贊說：“可惜時代不一樣了。現在這一套不行了。”

“文革”中，吳晗和廖沫沙因被揪鬥而關進一間房子，吳不時嘆氣，廖沫沙想開玩笑為他消愁，說：“我們兩個成了名角，假如我們不來。這場戲就唱不成了。”吳苦笑：“我們唱的是什麽戲呀？”廖想吳晗是北京副市長，相當於古代的地方官，聯想起陶淵明，說：“這出戲就叫《五鬥米折腰》啊！”

章士釗寫完《柳文指要》，交給中華書局，書中有很多提法在當時獨具一格，有些犯忌的，可又因章是中央文史館館長，中華書局不敢擅自決定，請示中共中央宣傳部，負責宣傳的康生說：“我們紙張那麽緊張，出他這部書幹什麽？不給他出。”於是中華書局把書稿退了回去。1969年，章把書稿寄給毛澤東，毛除了自己讀一遍外（而且表示要再讀），還轉給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等人看，並讓康生認真閱讀並提出修改意見，然後，由作者修改出版。康生於是指示中華書局積極出版這部書。

任繼愈在“文革”中曾請求回幹校勞動。他開始背糞筐時覺得不好意思，撿糞只撿牲口糞，一次碰到一堆人糞，撿不撿？他在糞邊徘徊了一陣，這時，他想到毛主席這樣一段教導：“最幹凈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幹凈。”毛主席的教導使他豁然開朗：原來不是糞臟，而是自己的思想臟。他寫了一首詩表達自己改造世界觀的決心：“關山千重從頭越，貧下中農是吾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