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第二十二

第一個提倡“自改革”是龔自珍。他的名言：“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廣義的史，也就是國學——自己民族所傳承積累的文史哲學。兩百年從“自改革”出發、奮力走向西方的漫長道路上，龔自珍大約不曾預見這個歷史的悖論：“去其史”者最積極的，竟是中國人自己。

魏源編《海國圖志》，認為攻西方侵略者的策略是：“調夷之仇國以攻夷，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未款之前，宜以夷攻夷；既款之後，則宜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當其時，無人采用其思想，書傳入日本後倒發揮了作用，一日本學者為此感慨：“嗚呼！忠智之士，憂國著書，不為其君用，反為他邦。吾不獨為默深悲，抑且為清主悲也夫！”

左宗棠年愈四十而功名無望，每自嗟嘆，說：“除非夢蔔復求，此生殆無幸矣。”

袁世凱做官極重下情，他說：“做一個長官，最要緊的是洞悉下情，只有這樣，才能舉措適當。如果受著下邊的蒙蔽，那就成了一個瞎子，哪有不做錯事的？”其所作所為因此得海內外贊賞，交口稱其為“應變良才”。可悲的是，袁最終沒逃脫受蒙蔽的宿命。

昔日東京筆戰，梁啟超被圍剿甚烈，其中以汪精衛攻擊最力。梁任公自稱多淚多辨之人。不料若幹年後，汪精衛亦被圍剿。汪此時深有體味，亦自言為“多淚多辨之人”。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當晚，黎元洪親手處決了兩名準備參加起義的士兵，並威脅部屬說：“誰敢造反，如此下場。”第二天，革命黨人攻占武昌，急需組建軍政府，要推出一位權威人物來控制局面，發號施令，就想到了黎元洪。黎拒絕說：“誰同你們造反？”當他被擁到谘議局樓上、推為都督時，仍拒絕在安民布告上簽字，他說的話是：“莫害我，莫害我！”革命黨人李翎東用槍逼著他的腦袋，黎仍不肯，直到三天後見革命大勢已成才表示接受。後人稱他是“槍口下逼出來的都督。”

1915年8月，袁世凱親信楊度糾合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組織“籌安會”，鼓吹恢復帝制，被人稱為“籌安人六君子”。袁世凱稱帝後，全國反對，各省相繼獨立。最後，連袁世凱的忠實心腹陜西督軍陳樹藩、四川督軍陳宦、湖南督軍湯薌銘，迫於壓力，也先後宣布獨立。時人戲稱“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陳湯”。

顧維鈞12歲時，跟上海道尹袁觀瀾之子袁履登為同學。袁幕府中張衡山會看相，他說，這兩個孩子皆非等閑之輩；唯履登不正，將來恐難有善終（後淪為漢奸）；維鈞則一帆風順，富貴雙全。張為此把女兒許配給了顧維鈞，是為顧第一次婚姻。

陳誠在黃埔軍校任特別官佐。有一次，陳誠晚間訪友，待到歸來，已近天明，但他毫無睡意，乃索性挑燈夜讀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恰逢蔣介石查夜，見有人如此勤奮攻讀，通宵達旦，便走向身邊，問其姓名職務，陳誠畢恭畢敬作答，蔣大加贊：“我黃埔軍校中，人皆如此，何等妙哉！”自此，陳誠深為蔣青睞。

1925年，由鄭振鐸介紹，李金發加入文學研究會，入會號為“149”。此後，他常參加文學研究會的聚會，見到當時的“文壇巨子”沈雁冰、傅東華、葉紹鈞、夏丏尊、趙景深等人。近距離的接觸，使李金發覺得，這些文壇上聲名赫赫的人物，“其實都是亭子間絞腦汁的可憐寒士，若能在中學做一國文教員或與書局有關系，做一位編輯，便沾沾自喜，終身有托。文人無出路就是如此情形。”李金發因此與文藝若即若離，最終走上棄文從政從商的道路。

1928年初，因為北伐軍快進入山東省，蔣介石特向中山大學要山東人隨軍入魯。戴傳賢就推薦何思源，寫信給蔣由何帶去。信寫得很長，內容極力推重何。戴在信中說，近幾年他的新交中，何是他最好的朋友，也是最有希望的朋友。又說何精通幾國的語言文字，已經出版了好幾種著作。最奇怪的，戴說，何是一個最孝道的人。蔣看完信後，對何大加辭色。

麗尼婚後，妻子不巧懷孕。因家窮，無錢生養，走投無路之下只好買了一大包奎寧，想要打胎，沒想到妻子吃了奎寧後，腹痛如絞，麗民嚇得不知所措。妻子說：“快拿筆來，我寫遺囑，不是你毒死我的！”幸好一位長輩到來，才趕緊把病人送醫院搶救。

王世鏜少年時即喜歡臨摹龍門石刻，謂“有古拙博大之風”，後由文字學研究入手，日耽翰墨，三十年不倦。於右任偶然間得遇其書，驚問此人尚在否？得知王在漢中困居，以鬻字糊口，大為駭詫，以為如此奇才，埋沒窮鄉僻壤，實國人之羞。於設法將王老先生請到南京，相見恨晚，盡出其所藏古今碑帖遺簡影本以饗王世鏜，並廣為稱譽，予王以監察院參事名義，專事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