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定第二十五

林則徐認為英國的戰鬥力不高，英國人“腿足纏束緊密，屈伸皆所不便”。他還認為外國人必須有茶葉大黃，只要禁止茶葉大黃出口，就可以致外國人的死命。

鴉片戰爭之後，東南沿海出洋謀生者漸多。1858年，在商訂《中美天津條約》時，美國代表向直隸總督譚廷襄建議，“中國應派領事赴美，以便照料中國僑民”，被譚以中國“向不遣使國外”為由拒絕，美國代表進一步說明中國僑民人數“不下數十萬”，且部分僑民“卒皆富有，似頗有保護價值”。譚說：“大皇帝撫有萬民，區區浪民，漂流海外，何暇計及？”“大皇帝之富，不可數計，何暇與此類遊民計及錙銖？”

“精通洋務”的李鴻章對曾國藩說：“中國但有開花大炮、輪船兩樣，西人即可斂手！”

1897年9月5日，上海出版的《遊戲報》載有《觀美國影戲記》，是一篇最早的中國人影評。影評說：“近有美國電光影戲，制同影燈而奇妙幻化皆出人意料之外者。昨夕雨後歇涼，偕友人往觀奇焉。座客既集，停燈開演，旋見現一影，兩西女做跳舞狀，黃發蓬蓬，憨態可掬；又一影，兩西人作角抵戲；又一影，為俄國兩公主雙雙對舞，旁有一人奏樂應之；又一影，一女子在盆中洗浴……種種詭異，不可名狀……人生真夢幻泡影耳。”

孫中山倡導革命時不為人知。在有革命傾向的知識分子中，最早注意孫的有章太炎。章開始時附和流行的看法，認為孫中山是個“不學無術的土匪”、“江湖大盜”。後來章太炎又大膽地提出自己的見解，以為孫“精通洋務，尚知辨別種族”。

清末，立憲之議大開，各省紛紛選舉議員以期行民主之制。張懷芝將軍素以勇敢見稱，當他聽說一班文人瞎鬧，要求清廷縮短預備立憲期時，帶軍隊沖進議會。眾議員正群情激奮，忽見如狼似虎的官兵頓時啞言，張見此很是得意，登台發表即興演講：“諸君都是文化人，必然明白官為民之父母的古訓，現在，我是官，諸君為民，也就是說，我相當於你們的父親，你們就好比是我的兒子。父親有令兒子必須遵守，不然則為不孝。先人是這樣教導我們的，諸位不可能不知道吧！所以還請諸位好自為之。”

1913年5月，袁世凱讓梁士詒給國民黨人傳話說：“現在看透孫、黃除搗亂外無本領……彼等若敢另行組織政府，我即敢舉兵征伐之……吾力未嘗不能平之。”

黃侃反對胡適提倡白話文。有一次，他在講課中贊美文言文的高明，舉例說：“如胡適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電報必雲：‘你的太太死了！趕快回來啊！’長達11字。而用文言則僅需‘妻喪速歸’四字即可，只電報費就可省三分之二。”

廖仲愷相信蘇俄不會向中國輸出共產革命，而只是要幫助中國進行國民革命。戴季陶寫信給廖仲愷，並對廖說：“叫共產黨參加進來，只能把他們當做醬油和醋，不能把他們當做正菜。”廖仲愷斥責戴季陶：“哪裏懂得革命是什麽東西！”

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全面實行“一黨專政”。學界就政體形式問題進行了長時間的“討論”，很多人證明在中國實行兩黨制或多黨制是不合國情的。錢端升、陳之邁、吳景超，甚至丁文江等人都贊成“新式獨裁”。周佛海說，國民黨的獨裁不是少數人或一階級的獨裁，而是代表各階級的革命民眾的獨裁，它是代表社會全體利益的黨。

1934年2月，蔣介石在江西南昌發起新生活運動，倡導以禮、義、廉、恥的規律，貫注於食、衣、住、行日常生活之中，變化國民氣質，使人人養成整齊、清潔、簡單、樸素及實踐力行的習性，以求適應現代社會的需要。當時人傳說，山東省主席韓復渠譏笑這個運動時問：“新生活運動提倡走路要靠右走，那今後左邊誰去走呢？”

張伯苓治校，虛心而立足傳統，遇有問題就向教授請教，而其實用教育思想也暴露無遺。經濟學家何廉博士出席教授會議，會中極力強調統計數字的功用，張問他：“你用這些數字幹什麽？你想發現什麽？”何回答說：“我的統計研究可以幫助我們用科學方法復興中國。”張說：“你的方法常使像我這樣的人用顯微鏡找象。如果你要想知道我們能在中國做什麽，我覺得所有的事我們都可以做，而無須去精研這些數字。例如：我們欲想從城裏修一條公路到校區，難道也需要統計調查嗎？”

晏陽初的平民教育促進會活動多年，隊伍龐大。有一次梁漱溟去做客，平教會開座談會歡迎他，曹日昌帶頭向他提了許多問題，把座談會開成了質詢會。梁正襟危坐，一聲不吭，直到問題提完了，才簡單地回答一句：“這些問題，在我的《鄉村建設理論》裏都有答案。”座談會就此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