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傷第二十四（第2/4頁）

榮宗敬說：“上天不令中國人做第一等人。”陳光甫引申說：“上天簡直不使我們做人。一般人生來都是窮苦，國內謀生艱難，生在山東的跑到東三省去做工，福建人向南洋各地去，廣東人到歐美去求生活。”

武訓對上義學的孩子們說：“你們念好了書，千萬不要忘記窮人。”

1924年，於右任詩：“風虎雲龍亦偶然，欺人青史話連篇。中原代有英雄出，各苦生民數十年。”

20世紀20年代，魯迅在廈門平民學校成立會上說：“沒有什麽人有這樣大的權力：能夠教你們永遠被奴役。沒有什麽命運會這樣注定：要你們一輩子做窮人。你們自己不要小看自己……”

1926年8月6日，林白水被押赴天橋刑場，以“通敵有證”的罪名槍決。被難時，他身穿夏布長衫，須發斑白。子彈從後腦入，左眼出，陳屍道旁，見者鼻酸。距邵飄萍在同一地點被殺不過百日。人稱“萍水相逢百日間”。

馮友蘭曾在《新事論》中說：我們常聽見許多關於城裏人與鄉下人的笑話，照這些笑話所說，不但城裏的人比鄉下的人知識高，才能高，享受好，即城裏的狗亦比鄉下的狗知識高，才能高，享受好。這些雖是笑話，而卻不見得不合事實。我們甚至可以說，不但城裏的狗比鄉下的知識高，才能高，享受好，而且城裏的狗，在有些方面，比鄉下人亦是知識高，才能高，享受好……在中國，一百個鄉下人中，至少有九十個一生沒有吃過如城裏的富室狗所吃的飯食。

1933年2月，顏惠慶、顧維鈞、郭泰祺等人艱苦努力，使國際聯盟以壓倒多數通過了關於中日沖突的報告書，中國在外交上居有利地位。當是時，日軍發動對熱河的進攻，顧氏等人急盼中國軍隊奮力作戰，可是中國軍隊一再潰退。日內瓦的外交官們，“看到中國軍隊這般軟弱無能，與中國代表團在國聯大會上辯說時所持的強硬態度適成強烈的對照。”中國代表立即轉為尷尬的處境，顧說：“不論我們每次怎麽說，宣稱要堅決抵抗，但是到了第二天，傳到日內瓦的消息總是又喪失一塊土地。”在此情況下，顏、顧、郭聯名致電政府辭職：“自報告書公布後，軍事方面重要甚於外交。將來外交前途，多視軍事為輕移，惠等心余力拙……應請準於開去代表職務。”顧維釣晚年憶及此事，仍是“猶感難堪”。

胡適說，他“每讀史至鴉片之役，英法之役之類，恒謂中國直也；至庚子之役，則吾終不謂拳匪直也”。

陳寅恪曾有送北大學生詩，說是：“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子羞欲死。”又有詩說：“天賦迂儒自聖狂，讀書不肯為人忙，平生所學寧堪贈，獨此區區是秘方。”

瞿秋白絕命詩：“夕陽明滅亂山中，落葉寒泉聽不窮。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萬緣空。”

1935年10月22日，戈公振去世。彌留之際，他說：“國勢垂危至此，我是中國人，當然要回來參加抵抗侵略者的工作……”其死讓鄒韜奮等人悲痛至極，沈鈞儒讀了鄒的悼念文章，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慨然命筆，賦詩四首，最後兩首：“哀哉韜奮作，壯哉戈先生！死猶斷續說，我是中國人！我是中國人！我是中國人！我是中國人！我是中國人！”他自述第四首先寫一句，竟不能續，再寫仍是這五個字，寫完後，淚滴滿紙。

1937年初，於立忱回國後自縊身亡，絕命書曰：“如此國家，如此社會，如此自身，無能為力矣！”

七七事變之後，馮友蘭、吳有訓南下逃難。在河南鄭州，馮邀吳去吃黃河鯉魚，碰見了熊佛西，三人邊吃邊聊，幾乎所有話題都扯到了國恥。熊喜歡養狗，說起了許多狗故事。北京有許多人逃難，狗沒法帶，只好拋棄。那些狗，雖然被拋棄了，可是仍守在門口，不肯他去。馮友蘭說：“這就是所謂喪家之狗，我們都是。”

1939年，周恩來等人勸陳獨秀去延安，當時中共中央想把陳弄到延安養起來，不讓他在外面“胡鬧”。陳獨秀拒絕了。他說，大釗死了，延年死了，黨裏沒有他信任的人了，“他們開會，我怎麽辦呢？”最終陳客死四川江津，臨死前為乞食曾給一地主抄家譜。王康參觀當地陳之舊居，留言說：“都稱締造者，孤魂自飄零，為人作家譜，痛煞後來人。”

抗戰期間，上海一度成為“孤島”，中國圖書文獻流失嚴重。鄭振鐸縮衣節食，千方百計籌款，搶救珍貴圖書。他在《劫中得書記》中說：“余以一人之力欲挽狂瀾，誠哉其為愚公移山之業也！杞人憂天，精衛填海，中夜仿徨，每不知涕之何從！”

1945年，中國抗戰勝利，舉國歡騰。在重慶，積壓已久的民族感情和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憎惡以熱淚和喧天的鑼鼓、爆竹聲，狂歡地表達出來。當戴季陶的親友紛紛祝賀時，戴一反常態地說：“有什麽值得祝賀的？哭還在後面，將有千百倍艱苦去忍受，必須提高警惕，何賀之有呢？”他早已認識了共產黨的燎原之勢和國民黨的金玉敗絮本質。他後來絕望自殺，震驚朝野上下，也使蔣介石大為悲痛：“故人零落，中夜欷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