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志第九（第2/4頁）

朱執信參加革命後，仍留著辮發，身穿父親留下的長袍大袖的舊式衣服，即如他說：“衣服襤褸，辮子盤有頭頭。”一般人見了，指為怪僻，看不出他是堅定的革命黨人。革命黨人見之，笑他“頑固”，他則付之一笑，依然故我。好心同伴勸他剪掉，甚至武力強迫，他拔出小刀，嚴肅地說：“誰要再要我剪辮子，我就和誰拼命。”此舉後來反而保護了朱執信。

民初，陳獨秀說：“我辦報十年，中國局面全改觀。”

清末民初，蔡元培做北大校長，事務冗繁。有一次，北大學生因為不肯交講義費，幾百人聚集要求免費。蔡堅持校紀，不肯通融以至秩序大亂。於是這位身材短小、瘦巴巴的文人，站在紅樓門口，揮拳作勢，怒目大聲喊道：“我跟你們決鬥！”包圍他的學生只好紛紛後退。

胡適在美留學時，初與同鄉梅光迪關系很好，以兄弟相稱。但當胡適提出“要須作詩如作文”之後，立即受到梅的批評，關系越來越僵。胡適的態度，特別是後來陳獨秀以及錢玄同等人加入戰團，以徹底否定中國文化為己任時，引起哈佛的中國留學生們的憤怒。張鑫海憤慨地說：“羽翼未成，不可輕飛，他年學問成，同志集，定必與若輩鏖戰一番！”直到1922年才有《學衡》雜志的創刊，這意味著“鏖戰”的開始。梅光迪曾引春秋人申包胥對伍子胥說的話自況：“子能覆楚，我必復之。”

1918年，27歲的胡適到北大任教時，已成了全國知名的文學革命提倡者。林語堂以清華教員身份迎接他。兩人見面時，林“猶如觸電”。胡博士引用十五世紀人文主義者伊拉斯摩斯從意大利返回祖國荷蘭時的豪語說：“我們回來了。一切都會不同了。”

趙元任年輕時，求知欲極強，愛做物理實驗，酷愛體育運動，從初中開始堅持記日記。在南京求學期間，一度染上惡習：抽煙、嗜酒、手淫。一旦他意識到這些危害時，以堅強毅力強制自己根除了。他常以父命名寓意告誡自己：“元任，任重道遠。”後果然博學多才，被尊為“漢語言學之父”。

蔣百裏29歲時任保定軍校校長，他到校視事的第一天，向學生們訓話，較為簡潔：“今天方震到校，有兩件事向同學們一談，一點關於精神方面，一點關於教育方面……方震如不稱職，當自殺以明責任。”半年後蔣自殺，震動全國，幸而得救。

民初，蔣介石在政治上嶄露頭角，但仍不脫上海灘“小混混”色彩，其時日記中充滿了荒唐放蕩與自責克制的矛盾。如1919年10月初他下決心：“以後禁入花街為狎邪之行。其能乎，請試之！”“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世人可以醒悟矣！”但10月15日又記道：“下午，出外冶遊數次，甚矣，惡習之難改也。”1920年夏，他痛感自己為人所鄙，再下決心，8月7日的日記中說：“世間最下流而恥垢者，唯好色一事。”9日說：“吾人為狎邪行，是自入火坑也，焉得不燔死！”以後的仍有大量的“理”“欲”交戰的記錄，但已基本是只有“邪念”而無“邪行”了。他寫道：“我之好名貪色，以一淡字藥之。”“蕩心不絕，何以養身？何以抱國？”……可以說，在“戒色”方面他已取得成功。

張伯苓多次說他辦教育的理由：“我在北洋水師學校，親見旅順大連為日本割去，青島為德國人所奪走。當我到濟公島的時候，看見兩個人，一個是英國兵，另一個是中國兵，英國兵身體魁梧，穿戴莊嚴，但中國兵則大不然，他穿的是一件灰色而破舊的軍衣，胸前有一個‘勇’字，面色憔悴，兩肩齊聳，這兩個兵相比較，實有天地之別，我當時感到羞恥和痛心。我自此受極大刺激，直至現在，還在我的腦海中回蕩，我當時立志要改造我們中國人，但是我並非要訓練陸軍、海軍，同外國周旋。我以為改造國民的方法，就是辦教育。”

弘一法師當年執意出家，出家後竟後悔了，因為發現佛門原非凈土，故想還俗。馬一浮等朋友勸他說：“原先不贊成你出家，既已跨出了此步，就不要回頭了。”弘一聽勸，打消還俗的念頭，終成一代高僧。

許春草對人說：“我信仰基督教，不是吃教，更不是信洋人，我是降漢不降曹，我是投降基督耶穌，不是和那些洋人妥協。”自從皈依基督，到86歲終年，無論大事小事，許都以耶穌的真理為指南，他的所有活動，貫串著一條十字架的紅線。他喜歡把自己名字中的“草”字比作自己的一生。他說：“我天天背負三個十字架，一個是國家的、一個是教會的、另一個是家庭的十字架。”在這三個十字架的重壓下，他有時有如耶穌基督走上各各他那樣，心力交瘁，有時像以利亞在亞哈王追捕下，灰心失望。但他屢蹶屢起，終成圓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