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志第九

胡林翼多次說：“天下糜爛，特吾輩二三人撐持。吾輩不低首求人才以自助，可乎？”他給曾國藩寫信說：“克己以待人，屈我以伸人，唯林翼當為其忍，為其難，非如此則事必不濟。”

魏源得到儒家經典《大學》的古文，一見之下，欣喜若狂，連夜苦讀。湯金釗前去探望時，只見魏蓬頭垢面，發辮不整，亂草般的發絲根根旁逸斜出，身穿一領破舊的長袍，不著馬褂，上面亦是汙跡斑斑，腳上隨便穿一雙舊得發白的黑色便鞋，未穿布襪。往日沉穩嚴謹的清貧才子無跡可尋，混然一個浪跡街頭的乞丐，湯大奇：“默深何以如此？”魏源揖道：“晚生自尋到一冊古本《大學》，甚是喜歡，抄錄全篇又將之與今文《大學》相校相勘，不知已過了如許時日。”

曾國藩弱冠之年，給自己改號“滌生”，以求改過自新。十年後，他反躬自省，以為過失滌除未盡，且越來越多。是故舉意勇猛改過。貪睡戀床，不能黎明即起，他罵自己“一無所為，可恥”；喜吟詩作賦，尋章摘句，未將精力用於經史等有用之學，他以為病症在好名，“可恥”；給地方官吏寫信，親切一些，則是“意欲餌他饋問”，“鄙極醜極”，應重寫一函，“作疏闊語”；喜清談，爭口頭便宜，那是妄語，若再犯，“明神殛之”；跟人說性事，“聞色而心艷羨”，是“真禽獸”。曾國藩於此“日三省吾身”，十年有成。

胡林翼自己要求去貴州當差，他說：“此邦貧瘠，或可以保清白之風，而不敢負良友厚意。”他到任後，“遍謁光榮，誓不取官中一錢自肥，以貽前人羞”。

李鴻章二十歲言志：“蹉跎往事付東流，彈指光陰二十秋。青眼時邀名士賞，赤心聊為故人酬。胸中自命真千古，世外浮沉只一漚，久愧蓬萊仙島客，簪花多在少年頭。”其入都詩說：“丈夫只手把吳鉤，意氣高於百尺樓，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裏外覓封侯。”

丁日昌回鄉後，病體沉重，又對政事心灰意冷，故表示要一心鉆研古文，不再問人間事。李鴻章指責他說：你這樣做，不是不可以成為一大名家，將作品藏之名山，傳之無窮，但從漢朝到現在，不患無文人學人，察其究竟，仍不過是文學而已，“於當時奚益？於後世奚裨？人生如朝露，倘及時得手，做成一件兩件濟世安民頂天立的事業，不更愈於空言耶？”受此激勵，丁日昌再次扶病出山。

譚嗣同以嫡出，不得父歡。12歲時，兩姐、生母及長兄因染時疫，前後五日內相繼病歿，譚也被傳染，昏死三日，自此有“復生”之字。復生由是輕其生命，深念高望，私懷墨子摩頂放踵之志。他說：“為度一切眾生故，無不活畏，無惡名畏，無死畏，無地獄惡道畏，乃至無大眾威德畏，蓋仁之至矣。”

孫中山曾對蔡元培說：“我不善處成功，而善處失敗；愈失敗，我的精神愈煥發。”

黃興自幼接受了“夷夏之辨”的思想，尤其是明末王夫之反滿的民族主義思想，他曾說：“丈夫處蠻夷猾夏之秋，當有事於大者遠者。”

鄒容少時即對科舉制度十分不滿，他向熱衷於科舉功名的父親說：“臭八股兒不願學，滿場兒不愛入。”他問父親：“衰世科名，得之又有何用？”

秋瑾住在北京，值義和團運動失敗之後，她感慨地說：“人生處世，當匡濟艱危，以吐抱負，寧能米鹽瑣屑終其身乎？”後來，她對王時澤說：“吾自庚子以來，已置吾生命於不顧，即不獲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

1904年，陶成章自日本歸國後，積極奔走於浙江各地，聯絡會黨，策劃革命。他經常日行八九十裏，用麻繩束腰，穿著芒鞋，蓬首垢面，慘淡經營，四過杭州，而沒有回家。一次將近除夕，人們勸他回家過年，他說：“幸老父猶健，家計無憂，一至故鄉，恐被人情牽累，不能復出矣！”“既以身為國奔走，豈尚能以家系念耶！”

1905年，徐錫麟遊歷浙江各地，交結了他稱為“奇才力士”的會黨成員，他對人說：“涉歷四縣，得俊民數十，知中國可為也。”

吳樾幼年進私塾讀書，12歲起，年年參加童子試，均落第。19歲後不再學習八股，愛讀古文辭，特別喜好歷史。“每讀明史，朗誦長吟，感嘆欷歔不能置。”

武訓立誓乞討辦學後，從破廟中出來，滿街跳躍歡呼，若瘋若狂。並且高唱道：“扛活受人欺，不如討飯隨自己；別看我討飯，早晚修個義學院。”

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反對偽立憲的吳樾暗殺五大臣，自己被炸，重傷身死。吳樾致未婚妻遺書上說“願子為羅蘭夫人”，“欲子他年與吾並立銅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