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第三（第2/6頁）

古直在廬山東林寺設帳收徒，杜宣等人前去聽課，古直問他帶了什麽書，杜說只帶了一部《辭源》，古直勃然大怒：“怎麽我的學生用《辭源》？”杜問：“我不認識的字，不查《辭源》查什麽？”古直更加生氣了：“怎麽，我的學生查《辭源》？”後來他才緩和下來說：“做學問，不能靠二手貨，不懂的字，要查《說文》，查《爾雅》，查《水經》……”“要查這個字的第一次出現的地方，這樣才可靠。《辭源》這一類書，是二手貨，不可靠的。我們做學問要有窮根究底的精神才行。”

李權興在巴黎讀書，看托爾斯泰和羅曼羅蘭的小說直至神經衰弱，終於在一次散步時暈倒，大病一場。病中大熱大瀉，昏昏沉沉，老是夢見一個白衣金發的女神，領著他遨遊空中。他後來覺得“沒有病死，或許是天使的幫忙，不可不紀念她，於是幾次用‘金發’做筆名，後來朋友公認為很新穎，遂索性大膽地作為自己唯一的名字”。他說：“我的筆名之所由來，完全是一個夢的結果。”

汪原放標點古典書時，遇到一個問題，舊小說裏有些淫穢的地方，若給青年學生看了，不太好，他不知道怎麽辦。胡適之主張刪節，用省略號表示有刪節。陳獨秀說，不如刪掉就是了，只要上下銜接得上，無傷大體。如果用省略號表示刪節，那是此地無銀三百兩了。最後依了陳獨秀的意見。

梁實秋、羅隆基等人偷看胡適日記，胡發現後笑容滿面地問：“你們怎可偷看我的日記？”隨後一本正經地說：“我生平不治資產，這一部日記將是我留給我的兒子們唯一的遺贈，當然是要在若幹年後才能發表。”

陽翰笙曾請茅盾為他的小說《地泉》寫序，茅盾直言不諱：“你的書是用革命公式寫的，要我寫序，我只有毫不留情地批評它。”陽翰笙倒也大度：“批評也是好事。”茅盾推辭不得，只好動筆作序，直言這是一部不成功的小說，或者說失敗的小說，太過符號化。沒想到陽翰笙竟然把如此的尖刻的批評原文出版，茅盾連嘆：“雅量，真是雅量。”

葉德輝為大藏書家，他喜歡在珍藏的圖書中，夾入一兩張春宮畫片。好友陳子展問他何故，葉回答說：“避火。”因為“火神原是個小姐，服侍她的丫鬟達三十六位之多，後被玉皇大帝貶為灶下婢，因此她變得躁急易怒，她平時穿淡黃色，一發威時便穿紅衣而引起火災，但因出身閨閣，在盛怒之時，若看到這玩意，也不禁害羞起來，避了開去”。

常書鴻在巴黎求學10年，那正是現代主義猖狂一時、不可一世的時候。常無法接受那些顛狂的技術，甚至對畢加索也只喜歡其早期作品，對畢加索後來的立體主義畫風深惡痛絕，但常書鴻更年輕的妻子葉蘭卻喜歡藝術的新奇。有一次，他指著畢加索的名畫《鏡前的婦人》說：“這是繪畫變了質，實在令人嫌惡！”葉蘭辯護說：“這是令人嫌惡的，可是，薩特說得好，最大的快感從嫌惡之中產生！”

張奚若和金嶽霖是好朋友，有時也吵架。一次話不投機，他們爭吵起來。金嶽霖說張真是充滿傲慢與偏見，張奚若馬上說，你才真是缺乏理智與情感。

趙元任與林語堂偶爾通信時，寫的是漢字的英文，例如“狄兒外剃，豪海夫油鬢？”（Dear Y T.,How have you been?）林語堂非常喜歡。

黃侃一身傲骨，滿腹牢騷，他睥睨學術界二三十年，目空一切。甚至對章太炎的經學，他有時也會批評一聲：“粗！”一次馬寅初去看他，談到“說文”，他一概置之不理，再問，他便不客氣地說：“你還是去弄經濟吧，小學談何容易，說了你也不懂！”

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成立，多有人光會叫革命口號，而無較好的作品。魯迅雖為聯盟尊崇，卻說：他們是左翼，但不是作家。

陳寅恪愛作對子。1926年，陳與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三先生並稱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一天，陳對學生說：“我有個聯送給你們，‘南海聖人再傳弟子，大清皇帝同學少年’。”大家哄堂大笑。1930年，時任清華校長的羅家倫去看他，送其所編的《科學與文學》。陳隨手翻一翻便說：“志希，我送你一聯如何？”當即誦出：“不通家法科學玄學，語無倫次中文西文。”橫額“儒將風流”。因羅在北伐軍中為少將，娶了一漂亮妻子，故如此說。1932年夏，清華大學國文系主任劉文典請陳擬國文試題，陳出對子“孫行者”一題，引起輿論大嘩。

1935年，胡風發表了《林語堂論》、《張天翼論》，轟動文壇。林語堂誤以為是魯迅化名批評他，魯迅則語：“要是我寫，不會寫得那麽長！”兩篇萬言大論使文壇為有這樣一位理論家震驚，尚不認識胡風的雪葦以“偉大”許之，後來雪葦為此吃盡苦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