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第三

曾國藩生性詼諧，愛說笑話。他對門下子弟李鴻章和俞樾曾有評語：“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蔭甫拼命著書。”

章士釗認為康有為的文章，多有誇大之詞，是其性習使然，又系政治作用為之也。他以為“南海詩文，向欠洗伐之功，筆端起處，即傾河倒峽而出；其勉強趁韻處，往往活剝生吞，無暇咀嚼，以詩律言，誠達不到一個細字。”

梁啟超曾說讀龔自珍詩文“如受電擊”，他自己也實現了這一閱讀效果，他“以飽帶感情之筆，寫流利暢達之文”，他的《新民說》、《少年中國說》等以其一瀉千裏、汪洋恣肆的文字，新鮮活潑的思想傾倒了幾代讀者。正是“筆鋒常帶感情”，使得梁啟超的政論富有極大的感染力，影響了幾代人。

1903年，孫詒讓見到《鐵雲藏龜》後，閉門謝客，足不出戶，把自己關在樓上的一間書房中，兩個月不曾下樓，專心研讀這些奇怪的文字。有一天，下人突然聽到他大叫一聲，上樓一看，孫也打開房門走了出來，滿面喜色地喊道：“我解通了！我解通了！”孫成為文明史上第一個讀通並考釋甲骨文字的人。

王國維通過考釋甲骨文，使《史記·殷本紀》所傳的商代王統得到了物證，證實了司馬遷是一個嚴肅的歷史學家。郭沫若說：“殷墟的發現，是新史學的開端；王國維的成績，是新史學的開山。”

周善培對梁啟超說：“中國長久睡夢的人心被你一枝筆驚醒了，這不待我來恭維你。但是，做文章有兩個境界，第一個是能動人，讀你的文章，沒有不感動的。第一步你已經做到了。第二個是能留人。司馬遷死了快兩千年，至今《史記》裏有許多文章還是使人不厭百回讀的。你這幾十年中，做了若幹文章，你試想想，不說百回讀不容易，就是使人讀兩回三回的能有幾篇文章？”

齊白石崇拜王闿運，曾拜王為師，但王闿運私下說，齊白石的畫還可以，詩則是薛蟠體。胡適認為這個評價很不公道。

陳獨秀初見沈尹默，大聲說：“我叫陳仲甫，昨天在劉三家看到你寫的詩，詩做得很好，字其俗入骨。”受此棒喝，沈開始發憤鉆研書法。

錢玄同問蔡元培：“蔡先生，前清考翰林，都要字寫得很好的才能考中；先生的字寫得這樣蹩腳，怎樣能夠考得翰林？”蔡笑嘻嘻地回答說：“我也不知道，大概因為那時正風行黃山谷字體的緣故吧！”

蔡元培看到梁漱溟的一篇文章，而決定聘其做北京大學印度哲學講席，梁漱溟辭以對印度哲學實無所知。蔡說：“你說你教不了印度哲學，那麽，你知有誰能教印度哲學呢？”又說：“我們亦沒有尋到真能教印度哲學的人。橫豎彼此都差不多，還是你來吧！你不是愛好哲學嗎？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許多愛好哲學的朋友都聚攏來，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來呢？你不要當是老師來教人，你當是來合作研究，來學習好了。”

《新青年》為編委輪流制，編委七人：陳獨秀、周樹人、周作人、錢玄同、胡適、劉半農、沈尹默。錢、劉化名寫文章在《新青年》發表，駁林琴南復古謬論，胡適大加反對，認為“化名寫這種遊戲文章，不是正人君子做的”，並且不許劉半農再編《新青年》，要由他一個人獨編。沈尹默對胡適說：“你不要這樣做，要麽我們大家都不編，還是給獨秀一個人編吧。”周氏兄弟對胡適的態度也大加反對，他們說：“你來編，我們都不投稿。”胡乃縮手。

黃侃曾任北大中文系教授，他講《文選》和《文心雕龍》十分傳神，吸引了大批其他系的學生。黃善於吟誦詩章，抑揚頓挫，給人一種身臨其境的美感，所以，學生們情不自禁地唱和，成了北大校園一種流行的調子，被師生們戲稱為“黃調”。

章太炎為黎元洪寫《黎大總統墓志銘》，售價為好幾千塊“袁大頭”，可能是晚清以來潤格最高的諛墓文字。章本人其實最想為孫中山寫墓志銘，而國民黨新貴與其隔膜，遂留下歷史遺憾。

王國維死後，陳寅恪的學生劉節等人請陳撰文紀念，這就是有名的《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陳認為王國維是近世學術界最重要的人物，故撰文來昭示天下後世研究學問的人，特別是研究史學的人。他認為研究學術，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故說：“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學說有錯誤是可以商量的，但對於獨立精神，自由思想，他認為是最重要的：“為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思想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