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大漢帝國的發展（第2/7頁）

景帝死，武帝繼位，更雙管齊下的去強幹弱枝。他把賈誼的分化政策，極力推行。從此諸侯王剩余的經濟特權也大大減縮，他們的食邑最多不過十余城，下至蕞爾的侯國，武帝也不肯放過，每借微罪把他們廢掉。漢制，皇帝以八月在宗廟舉行大祭，叫做“飲酎”，屆時王侯要獻金助祭，叫做“酎金”。武帝一朝，列侯因為酎金成色惡劣或斤兩不夠而失去爵位的，就有一百多人。

景武之際是漢代統治權集中到極的時期，也是國家的富力發展到極的時期。

秦代十五年間空前的工役和遠征已弄到民窮財盡。接著八年的苦戰（光算楚漢之爭，就有“大戰七十，小戰四十”）。好比在羸瘵的身上更加剜戕。這還不夠。高帝還定三秦的次年，關中鬧了一場大饑荒，人民相食，死去大半。及至天下平定，回顧從前的名都大邑，多已半付蒿萊。它們的戶口往往什去八九，高帝即位後二年，行過曲逆，登城眺望，極贊這縣的壯偉，以為在所歷的都邑中，只有洛陽可與相比，但一問戶數，則秦時本有三萬，亂後只余五千。這時不獨一般人民無蓄積可言，連將相有的也只乘牛車，皇帝也無力置備純一色的駟馬。

好在此後六七十年間，國家大部分享著不斷的和平，而當權的又大都是“黃老”的信徒，守著省事息民的政策。經這長期的培養，社會又從蘇復而趨於繁榮。當武帝即位的初年，據同時史家司馬遷的觀察，“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漏，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計算）。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而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馬聚）成群”。

政權集中，內患完全消滅；民力綽裕，財政又不成問題；這正是大有為之時。恰好武帝是個大有為之主。

第二節秦漢之際中國與外族

在敘述武帝之所以為“武”的事業以前，我們得回溯秦末以來中國邊境上的變動。

當秦始皇時，匈奴既受中國的壓迫，同時它東邊的東胡和西邊的月氏（亦一遊牧民族，在今敦煌至天山間，其秦以前的歷史全無可考。《管子·揆度篇》和《逸周書·王會篇》中的禺氏，疑即此族），均甚強盛。因此匈奴只得北向外蒙古方面退縮。但秦漢之際的內亂和漢初國力的疲敝，又給匈奴以復振的機會。適值這時匈奴出了一個梟雄的頭領，冒頓單於。冒頓殺父而即單於位約略和劉邦稱帝同時。他把三十萬的控弦之士套上鐵一般的紀律，向四鄰攻略：東邊，他滅了東胡，拓地至朝鮮界；北邊，服屬了丁零（匈奴的別種）等五小國；南邊，他不獨恢復蒙恬所取河套地，並且侵入今甘肅平涼至陜西膚施一帶；西邊，他滅了月氏，把國境伸入漢人所謂“西域”中（即今新疆及其以西和以北一帶）。這西域包涵三十多個小國，其中一大部分不久也成了匈奴的臣屬，匈奴在西域設了一個“僮仆都尉”去統轄它們，並且向它們征收賦稅。冒頓死於文帝六年（公元前174年），是時匈奴已儼然一大帝國，內分三部：單於直轄中部，和漢的代郡雲中郡相接；單於之下有左右賢王，分統左右兩部；左部居東方，和上谷以東的邊郡相接；右部居西方，和上郡以西的邊郡及氐羌（在今青海境）相接。胡俗尚左，左賢王常以太子充任。

匈奴的土地雖廣，大部分是沙磧或鹵澤，不生五谷，而除新占領的月氏境外，草木也不十分豐盛，因此牲畜不會十分蕃息。他們的人口還比不上中國的一大郡。當匈奴境內人口達到飽和的程度以後，生活的艱難，使他們不得不以劫掠中國為一種副業。而且就算沒有生活的壓迫，漢人的酒谷和彩繒，對於他們，也是莫大的引誘。匈奴的人數雖寡，但人人在馬背上過活，全國皆是精兵。這是中國人所做不到的。光靠人口的量，漢人顯然壓不倒匈奴。至於兩方戰鬥的本領，號稱“智囊”的晁錯曾作過精細的比較。他以為匈奴有三種長技：

1．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如也。

2．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兵）弗如也。

3．風雨疲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如也。

但中國卻有五種長技：

1．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眾易撓亂也。

2．勁弩長戟，射疏（廣闊）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

3．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器），弗能當也。

4．材官（騎射之兵）騶（驟）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