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戰國時代的思潮（第4/9頁）

第四節孟子許行及周官

戰國的歷史可以分為三期：從三晉建侯（前403年）至秦始變法（前359年）凡四十四年。是為初期，從秦始變法至秦齊相帝（前288年）凡七十一年，是為中期；從秦齊相帝至六國盡滅（前221年）凡六十七年，是為末期。

當戰國初期，對抗的顯學只有儒墨；其時法家者流雖已出現，尚未加入論戰的漩渦。到了中期則“百家之學”並起爭鳴，而像儒墨法等大家中又分派。在戰國思想中，初期好比樹幹始杈，中期則枝柯交錯了。這中期的思想家裏頭，無論怎樣膽大，怎樣怪誕的，從勸人學禽獸一般恣情縱欲的它囂、魏牟到勸人學石頭一般無知無覺的田駢慎到，都應有盡有，這一期的學說現在不能盡述，尤其是內中比較玄奧的哲理，本書因為性質所限，不能涉及。現在只講這時期的幾個代表思想家的人生觀以及政治理想。先從儒家中在孔子底下坐第二把交椅的孟子說起。

像墨子一般，孟子也留意全人類的幸福。不過在替全人類的策劃中，他們有一點不同。墨子的出身無疑地是窶人子。他知道粒粟寸縷，只有靠血汗才換得來。他“昭昭然為天下憂不足”（用荀子形容墨子的話）。他覺得絲毫物質或精力的浪費是不可恕的罪惡，他覺得人們生在這世上，是來共患難的，不是來共安樂的，至少就目前和最近的將來而論是如此。孟子的家世雖不可知，然而他久遊於物力充裕，誇誕成風的齊國，從一班被養著來高談闊論的“稷下先生”中間出來；“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他對於世事的樂觀，活像一個不知稼穡艱難的紈袴子。聽他說的：“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汙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林木不可勝用也。”既然如此，人人稍為享樂些，甚至有些人特別享樂些也不為過了。所以他承認統治者厚祿的特權，在他的理想社會裏，國家分為三等，上等國的官祿如下表：

庶人在官者　祿相當於百畝的出產

下士　如庶人在官者同祿

中士　祿二倍下士

上士　祿四倍下士

大夫　祿八倍下士

卿祿　三十二倍下士

國君　祿三百二十倍下士

不過孟子這個表與其說是替當時的統治者張目，毋寧說是制裁他們，因為他們實際的享受決不止此。這時小至一個縣令，身死以後，子孫也能累世乘車呢！

與孟子同時有一位楚人許行，他托為神農（神話中發明耕稼的聖帝）之言，提倡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在經濟上的絕對平等。他以為國君應當廢掉府庫，“與民並耕而食”。又主張用政府的力量規定物價：“布帛長短同則價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價相若，五谷多寡同，則價相若，屢大小同則價相若；”如此則“市價不二，國中無偽”，同時也再沒人肯費力去制造華美的東西，奢侈不禁自絕了。

許行聞得滕國（齊、楚間小國）新即位的文公要行仁政，便率領弟子數十人來到滕都。他們雖受文公的禮遇，還穿著短衣，織席出賣以為生活。同時在宋國的儒者陳相，也受文公的吸引，和兄弟陳辛，肩著耒耜，走來滕國。他們聽到許行的教說，立即把舊時所學的“周公仲尼之道”拋棄，而變成許行的信徒。這時孟子恰在滕國。有一天陳相去看他，彼此間不免有一番論戰。孟子提出分工的道理來，說道：做各種手藝的人，要精於所業，不能同時耕種，難道治天下的人就可以同時耕種了嗎？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供養）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這自然是再對沒有的。從孟子書中的記載看來，陳相也好像被他長江大河的辭令駁得啞口無言。不過就許行的根本主張推論，治人者即使不能“與民並耕而食”，“祿足以代其耕”也就可以了。憑什麽理由，他們應當享受三十二倍至於三百二十倍於平民？憑什麽理由他們的子孫應當世世受著人民的供養？這是孟子所無暇計及的。這一點的忽略判定儒墨的榮枯。

不過孟子雖然承認世祿的貴族階級，卻懷疑天子世襲制度的合理。他設想一個德智兼全的聖人在天子之位，到了年老，則預選一個年紀較少的聖人，試使為相；如果這人的成績彰著，便“薦之於天”，以為將來自己的替代者。老聖人死，少聖人便依法繼位，這即後世所謂“禪讓”制度。怎知道新君是被天所接受呢？天意是不可知的。但“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如果民心歸附新君，即是天以天下與之。孟子相信，從前堯之於舜，和舜之於禹，都實行禪讓的辦法。所以他談到政治，必稱堯舜。但他已認禪讓之變為世襲是“莫之為而為之者，天也”。禪讓似乎只是他憧憬中的理想而非認為必須實現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