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戰國時代的思潮（第5/9頁）

孟子雖然擁護統治者的若幹特權，畢竟認定政府存在的唯一理由，是人民利益的保障。他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他對於民生問題，也有比墨子更具體的改革方案。

依孟子的理想，每國的“國中”（首都和它的附近）和“野”（“國中”以外的地方）應有不同的制度。於“野”，每方裏（九百畝）的田土為一單位。這一單位分為九格，成井字形。旁邊的八格，分給八家，叫做“私田”。中間的一格由政府保留，叫做“公田”。八家除了各耕私田外，同時合耕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私田的出產完全歸各私家，公田的出產則拿去充有職或無職的貴族的俸祿。此外農民更不須納什麽租稅，出什麽力役。這是孟子所謂“九一而助”的辦法，也就是後世許多儒者所憧憬著的“井田”制度。至於“國中”的辦法，孟子書中的記載不大清楚，也許有點殘缺，現在不必費神去推敲。總之，在這裏，減輕賦役和平均土地分配的精神是和助法一致的。

在這種經濟組織之下，人民可以“養生喪死無憾”了，但“養生喪死無憾”孟子只認為是“王道之始”。什麽是“王道之始”呢？那是用政府的力量，普及教育，使人人得而發展“人之所以異於禽獸”的特性。教育，在孟子以前是貴族的專利和其他少數人的幸運，把它普及於一般人，那是孟子的新要求，那是他指給後來的歷史的新路。

再者，什麽是“人之所以異於禽獸”的特性呢？

在孟子時代，一個新問題開始流行於思想界，那就是人性善惡的問題，所謂人性，是人人生來就有的品質。在這場爭論中孟子是主張性善的。他以為人人生來就有仁、義、禮、智的趨勢——“端”。所謂“仁之端”即對他人苦難的同情，所謂“義之端”即對不義事的羞惡，所謂“智之端”即辨別是非的能力，所謂“禮之端”即辭讓的心情。孟子以為這四端“人之所不慮（思慮）而知……不學而能”的，也就是“人之所以異於禽獸”的。用全力去發展這四端，便是他所謂盡性。“盡性”的修養積之既久，人們便會仿佛感覺著自己的心中充滿了一種“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具有這種氣概的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便是孟子所謂“大丈夫”。做到這樣的大丈夫才是人生的最高的目的。

這裏可以附帶講一位不知名的政治思想家，即《周官》（亦稱《周禮》）的作者。他無疑地是戰國時人，但屬於戰國的哪一期和哪一國則不可知。我把他附在孟子之後，因為他的政治理想，在基本觀念上是與孟子一致的；在細節上也有許多地方和孟子相同。儒家講政治都是大體上擁護周朝的制度，即封建的組織，而在這軀殼內，提高人民的地位，改善人民的生活，發展人民的教育。孔子如此，孟子也是如此，《周官》的作者也是如此。但在實施的辦法上，則孟子講得比孔子更精詳，《周官》的作者講得比孟子更精詳。從思想發展的自然趨勢看來，我推測《周官》的作者的時代當在孟子之後，而且是受到孟子的影響的。

《周官》的作者是一大學者，他似乎曾盡當時所能得到的文獻對周制做過一番研究功夫。《周官》一書是他對周制的知識和他的社會理想交織而成的。這裏不打算給這部書作一提要，只將其中若幹進步的理想摘述於下。

（1）孟子以為政治當順民意。《周官》的作者亦然。他主張國家遇著三種時機，應當把全國的人民（他理想中一個政府所直接統治最大範圍是王畿，不過一千裏見方）召齊來征詢他們的意見。那三種時機，一是國家危急，二是遷都，三是君位的繼承有了問題（大約是君死而無嫡子）。

（2）孟子於“國中”和“野”提出不同的平均地權的制度。《周官》的作者亦然。他主張把“郊”（相當於孟所謂“國中”）的田地分為三等：上等是最饒沃而無須采用輪耕法的，中等是須用輪耕法而每耕一年之後須休歇一年的，下等是每耕一年之後須休歇兩年的。上田每家給予一百畝，次田每家給予二百畝，下田每家給予三百畝。於“野”不行輪耕法而按照另外的標準把田分為三等。上田每夫（即成年的男子）給予一百畝，另外荒地五十畝；次田，每夫給予一百畝，另外荒地一百畝；下田，每夫給予一百畝，另外荒地二百畝。

（3）孟子鄙視壟斷的“賤丈夫”，《周禮》的作者亦然。但他更想出由國家節制資本的具體辦法。他主張遇天災時和遇因季候關系，而物產稀少時，禁止擡高物價。又主張國家設泉府一官，遇貨物滯銷，由泉府收買，待其價格升漲時，照原價賣於消費者。惟人民買泉府物時須得地方官吏保證，以防其轉賣。這一來商人便無法賤買貴賣囤積居奇了。他又主張人民可以向泉府賒貸而納很輕的利息。這一來富人便無法重利盤剝貧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