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戰國時代的思潮（第3/9頁）

第三節墨子與墨家

“天下之大利”的反面是“天下之大害”。我們一方面要實現“天下之大利”，一方面要消除“天下之大害”。墨子以為天下的大害，莫如大國之侵略小國，大家族之欺淩小家族，強者智者之壓迫弱者愚者，以及一切倫常間的失歡失德，總而言之，即人與人的沖突。墨子推尋人們沖突的根本原因乃在彼此不相愛。假如人人把全人類看成與自己一體，哪裏還有爭奪欺淩的事？所以墨子又提倡“兼愛”，那就是說，對世上一切人都一視同仁地愛，不因親疏而分差等。

反對墨家的人說道：兼愛誠然是再好不過的，可惜只是空想，不能實行！墨子答道：天下最苦的事，哪裏有超得過“赴湯蹈火”般的苦事。反之，“愛人者人恒愛之”，所得的報酬真是“一本萬利”的。假如有以身作則的統治者拿獎勵戰死的精神獎勵兼愛，拿懲罰逃陣的精神懲罰不兼愛，而社會的毀譽又從而援應之，那怕人民不“風行草偃”地趨向兼愛？所以“上同”是必要的。

在聖賢的統治之下，大眾“兼相愛，交相利”；“有余力以相勞，有余財以相分”；“老而無妻子者有所待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整個社會裏，沒有貧富勞逸的不均，沒有浪費和窘迫的對照，沒有嫉妒，愁怨或爭奪，這便是墨子的理想社會。

墨學在漢以後雖無嗣音，它的精華已為一部分儒家所攝取。所謂“大同”的觀念即儒家講政治所達到的最高境界，見於戰國末年所作的《禮運篇》中者，實以墨家言為藍本。《禮運》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我們試拿這段話和上述墨子的理想比較，便知道它們的符合決不是偶然的。

墨子不獨建設一個新社會的理想並且在他的能力之內求它實現，他和他所領導的弟子三百余人便是他的理想的具體而微。

在戰國的一切學派中，墨家是最特別的。法家者流不過是些異時異地，各不相謀的人物，後世因為他們的方術相同，給以一個共名而已。儒者雖然有時聚集於一個大師之下，也不成為什麽組織。唯墨家則是一個永久的，有組織的團體。它的作用兼有技術的傳授和職業的合作。這是一個“武士的行會”，它的事業，表面上像是和墨子的主義極端相反的，乃是戰鬥！不過墨子固然反對侵略的戰爭，卻絕不是一個無抵抗主義者。他知道要消滅侵略的戰爭只有靠比侵略者更強頑的抵抗。所以他和弟子們講求守禦的技術，制造守禦的器械，“以備世之急”。他們受君相祿養，替他們守城。墨家以外，給君相“保鑣”為業的“俠士行會”，同時當尚有之，墨家的特色乃在奉行著一套主義，只替人守，不替人攻。平常墨者參加守禦的戰事固然是受雇的，但有時他們也自動打抱不平。前445年左右，公輸般替楚國造“雲梯”成，將用來攻宋，墨子在魯國聞訊，一面派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余人帶著守禦器械在宋城上布防，一面步行十日十夜到鄢郢勸楚惠王罷兵，在惠王面前，墨子解帶為城，以衣為械，和公輸般表演攻守的技術，公輸般攻城的機變出盡，而墨子守器有余，墨子又把禽滑釐等在宋的事實宣布，惠王只得罷兵。

像別的替君相保鏢的遊俠一般，墨者多半是從下層社會中來的。在同時的士大夫眼中墨子也只是一個“賤人”。這些“賤人”自然不會有儒家者流的紳士架子，他們的生活自然是樸陋的。它們的團體，像近世江湖的結幫一般，是“有飯大家吃，有錢大家化”的。這團體的領袖叫做“钜子”，是終身職，第一任钜子墨翟是大家擁護的，以後的钜子卻大概是由前任指定。當墨家全盛時，這整個團體的意志統一在钜子之下。墨翟能使他的任何弟子“赴火蹈刃，死不旋踵”。這團體有特殊的法律，由钜子執行。現在僅得而知的，“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絕無寬縱。墨子所提倡的種種社會理想，大致是墨者團體內所實行的，也許是以前同類的團體所已實行的。墨子的貢獻也許是把這種團體的實際生活類推到極端，擴充到全人類，並且給以理論的根據。

墨子的死年不可確考，但必在前381年吳起之死以前。是年楚肅王窮治殺害吳起的貴族，其中有一個陽城君，墨者钜子和徒弟一百八十余人為他守邑抗官軍而死。這钜子已不是墨翟而是孟勝。這一百八十余人的死無疑是墨家的一大損失。但它的損失還有更大的。墨子死後不久，墨家裂成三派，各自以為是正宗，不相上下，甚至互相傾軋。而墨子以後，墨家並沒有十分偉大的領袖繼起，如像儒家之有孟子、荀子，這也是墨家衰微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