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戰國時代的思潮

第一節新知識階級的興起

當封建時代的前期貴族不獨專有政權和田土，並且專有知識。閑暇和教育是他們所獨享，《詩》、《書》、《禮》、《樂》完全與平民絕緣，在封建組織演化中，貴族的後裔漸漸有降為平民的，知識也漸漸滲入民間，初時在野的學人有兩種，一是躬耕食力的隱者，二是靠相禮或授徒糊口的“儒”，這兩種人在孔子以前都已存在，雖然他們最初出現的時候不能確定。

《詩》三百篇中已有些隱者的詩，例如：

十畝之閑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又例如：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饑。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娶妻，必齊之姜？

這種淡泊自適的胸襟，決不是沒有學養的人所能道的。孔子以前的隱者，也有見於記載的。前586年，晉國起了大地震，梁山崩坍，都人驚懼，晉侯派傳車去召大夫伯宗來商議，伯宗在半路遇著一輛載重的大車，喝令避開。趕車的人說：與其等待我，不如停車繞道，還來得快些。伯宗見他有膽識，和他問訊。原來他是絳人，問以絳事。答道：梁山崩坍，聽說召伯宗來商議。問：伯宗來又怎麽辦呢？那人答道：“山有朽壞的土壤便崩坍下來，可怎麽辦呢？國以山川為主。若山崩川竭，國君得暫時減卻盛饌，除去盛服，停止音樂，改乘縵軍（沒裝飾過），出宿郊外，並且命祝去獻幣，史去除辭，以致敬禮不過如此而已。便伯宗來，又怎麽辦呢？”伯宗要帶他去見晉君，他不答應，後來拿他的話轉告晉君，被采用了。這位趕車的隱者，其識見竟敵得過當世晉國最足智多謀的大夫。到了春秋末年，明哲的人隱遁的更多，孔子至有“賢者避世，其次避地”之嘆。這輩隱者孔子師弟在遊歷的途中，屢有所遇，前面已敘及一例。但這時代的隱者和後來戰國時代的隱者不同。他們在思想界是沒有勢力的。他們乃是真正的隱逸，既不著書立說，也沒有當世的聲名。他們的言行即使偶然闖入記載裏，他們的姓氏也沒有流傳。

其次說“儒”。這一名詞後世成了孔子信徒的專稱，原初卻不如此。《論語》裏記孔子對一位弟子說：“汝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可見孔門之外盡多孔子所不取的小人儒。最初的儒，大約是公室氏室所祿養的祝、宗、蔔、史之類，因主家的滅亡或衰落，而失去世職流落民間的，他們本來是貴族的“智囊團”，多半是兼通《詩》、《書》、《禮》、《樂》的，所長特別是典禮的嫻熟。他們失職之後，便靠幫助人家喪葬祭祀的大事（尤其是喪事）或傳授《詩》、《書》和《禮》文，以為生活。別的社會分子也有傳授他們的衣缽，繼續他們的業務的。這輩人漸漸成為社會上一特殊的流品。古禮是他們的飯碗，守舊是他們的習性，文弱是他們的本分。因為他們的比較文弱，所以有儒之稱，凡從需的字，大抵有柔緩的意思。他們之中也有墮落到只顧衣食，不講廉恥，聽說闊人有喪事，便率領子姓，如蟻附羶地不請自往；甚至有窮極無聊，乞人禾麥的。這類儒者大概即是孔子所謂小人儒。

偉大的儒者從孔子數起。“君子儒”的理想也是他首先提倡的。他和他的大弟子便是君子儒的榜樣。他們也授徒，但不獨傳授技能，並且傳授主義；他們也相禮，但把“禮之本”看得比禮文還重要。而且授徒相禮不過是他們的事業的一部分。他們最大的抱負乃在政治的建樹，傳統制度的擁護，武王周公時代的禮樂的復興。孔子以前的儒者也許已有出仕於公室或氏室而做些家臣或邑宰之類的，但有主義，有操守地作政治活動的儒者，卻以孔子為第一人。大概孔子死後，到了一個時期，所有的儒者，不分君子小人，或由師承，或由私淑，或由依附，都奉孔子為宗師。因此，儒與“孔子的信徒”合一。

但在春秋末年儒還只有職業階級的意義而沒有學派的意義。因為那時除了儒外似乎沒有別的學派，至少別的特樹一幟的學派。那時作政治活動的在野知識分子只有儒者。儒之成為學派的名稱乃是戰國初年的事；乃是有了與儒對抗的學派，即所謂“道術分裂”以後的事。最初與儒對抗的學派是墨翟所領導的墨家，和專替君做參謀，出法令的法家。而墨翟初時是“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的；初期的法家代表人物，如李克、吳起，都是孔子的再傳弟子。在墨家和法家出現以前，在野的知識界差不多給儒包辦了。

自墨家和法家興起以後，那不稼穡，無恒產，而以做官或講學為生活的知識分子，即所謂“文學遊說之士”者，派別日益紛繁。同時在政權的爭奪，強鄰的抗拒，或侵略的進行當中，列國的君相因為人才的需要，對於這班遊士禮遇日益隆重。最著的，如在齊宣王的朝廷中，被爵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的遊士一時有七十六人，宣王在臨淄稷門外的稷下，“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以）尊寵之”。因此有“稷下先生”的稱號。其他來求利祿而未得進身的遊士還不知凡幾呢。直至燕人之難後，稷下講學的風氣還沒有消滅。下文將要敘及的重要思想家中，如孟軻、鄒衍、荀卿先後都到過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