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孔子及其時世（第5/7頁）

這些困阨並沒有壓倒孔子的自信心。當在宋遇難時，他說：“天生德於我，桓魋其奈我何！”當在匡遇難時，他說：“文王死了以後，文教不在這裏嗎？難道天要廢棄這些文教嗎？難道後來的人不得承受這些文教嗎？天沒有廢棄這些文教的，匡人其奈我何！”

在旅途中孔子曾受過不少隱者的譏諷。有一次他使子路去向兩個並耕的農人問渡頭的所在。甲說：“在車上執轡的是誰？”子路答道：“是孔丘。”“是魯孔丘麽？”“是的。”甲說：“這人便知道渡頭的所在了！”子路只得向乙請問。乙道：“您是誰？”子路答：“是仲由。”“是魯孔丘的徒弟麽？”“是的。”“滿天下都是洪水滔滔，一去不返的。誰能改變它呢？而且您與其跟隨到處要避人的志士，何如索性跟隨避世的隱士呢？”乙說完了，不斷的覆種。子路回去告訴孔子。孔子說：“鳥獸是不可與同群的。我不和世人在一起卻和誰在一起？假如天下有道，我便不去改變它了。”

但政治方面的否塞使得孔子救世熱情終於不得不轉換方向。當他最後由蔡回到陳的時候，他嘆道：“歸罷！歸罷！我們這班天真爛漫的小子，好比織成了文彩斐然的錦，卻不知道怎樣剪裁。”這時他已隱然有以教育終余生的意思了。這時他確已老了，他已六十八歲了，雖然他一向總是“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第五節孔子與教育

孔子最大的抱負雖在政治，他最大的成就卻在教育。在我國教育史上，他是好幾方面的開創者。這幾方面，任取其一也足以使他受後世的“馨香屍祝”。

第一，在孔子以前，教育是貴族的專利，師儒是貴族的寄生者。孔子首先提倡“有教無類”，這就是說，不分貴賤貧富，一律施教。他自己說過，從具“束脩”（十吊臘肉）來做贄見禮的起，他沒有不加以訓誨。這件事看來很平常，在當時實是一大革命。這是學術平民化的造端，這是“布衣卿相”的局面的引子。至於他率領弟子，周遊列國，作政治的活動，這也是後來戰國“遊說”的風氣的創始。

第二，孔子以個人在野的力量，造就或招聚一大幫的人才，他的門下成了至少魯國人才的總匯；他自衛返魯後，哀公和季康子要用人時，每向他的弟子中物色。這樣一個知識的領袖不獨沒有前例，在後世也是罕見的。傳說他的弟子有三千多人，這雖然近誇張，但他的大弟子名氏可考的已有七十七人，其中事跡見於記載的共二十五人。現在僅計他自己所列舉跟他在陳蔡之間捱餓的弟子：以德行見長的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以言語見長的有宰我、子貢；以政治見長的有冉有、子路；以文學見長的有子遊、子夏。這些人當中顏淵最聰明，最好學，最為孔子所嘆賞，可惜短命；冉伯牛也以廢疾早死，無所表現；其余都是一時的俊傑。閔子騫曾被季氏召為費宰而堅決辭卻。仲弓做過季氏家宰。宰我受過哀公的咨詢，在政府裏當是有職的。子貢、冉有皆先孔子歸魯。子貢在外交界任事，四次和吳人，一次和齊人折沖，都不辱命。冉有做過季氏的家宰，於前484年（哀公十一年，孔子歸魯前），當齊人大舉侵魯，魯當局守著不抵抗主義的時候，激動季氏出兵。冉有並且用茅陷陣，大敗齊軍。子路為季氏主持“墮三都”及他後來留仕在衛，死孔悝之難，前面均已表過。前481年，小邾（魯的南鄰之一）的一位大夫挾邑投奔魯國，要子路作保證，以替代盟誓。季康子派冉有到衛國來求子路，說道：“人家不信千乘之國的盟誓而信你一句話，你當不以為辱吧？”路答道：“假如魯國和小邾開戰，我不問因由，死在敵人的城下也可以。現在依從一個叛臣的話，便是認他為義，我可不能。”子遊做過魯國的武城宰，孔子到他邑裏，聽得民間一片弦歌聲，因此和他開過“割雞焉用牛刀”的玩笑。子夏做過晉大夫魏成子（即後日魏文侯）的老師。因為孔子弟子多是當時的聞人，他們又多有“仲尼日月也，無得而逾焉”的信念；憑他們的宣揚，孔子便在上層社會裏永遠傳下很大的聲名。

第三，孔子首先把技藝教育和人格教育打成一片；他首先以系統的道德學說和縝密的人生理想教訓生徒；他的教訓，經他的弟子和再傳弟子記載下來叫做《論語》，是我國第一部語錄。

孔門傳授的技藝，不外當時一般貴族子弟所學習的《禮》、《樂》、《詩》、《書》。其中《禮》和《詩》尤其是孔子所常講，弟子所必修的。

所謂禮有兩方面，一是貴族交際中的禮貌和儀節；二是貴族的冠、婚、喪、祭等等典禮。當時所謂儒者就是靠襄助這些典禮，傳授這些儀文為生活的。孔子和他大部分的弟子都是儒者，他們所學習的禮當然包括這兩方面。禮固是孔子所看重的。他說“不學禮，無以立”。但每一種禮節原要表示一種感情。感情乃是“禮之本”。無本的禮，只是虛偽，那是孔子所深惡的。他把禮之本看得比禮文還重。他說：“禮雲，禮雲，玉帛雲乎哉！”又說：“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余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余也。”這原是對於講究排場拘牽儀式的魯人的一劑對症藥。可惜他的弟子和後來的儒家很少領略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