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 四海之內（第4/6頁）

我後來迷戀高爾夫，是付出了代價的。不少老板朋友幫我辦會員卡，我出事時檢察院從我辦公室搜到13張會員卡，有北京的，深圳的，南京的，廈門的，杭州的，三亞的，新疆的，成都的，上海的，等等，他們說卡裏的會費加起來有200多萬元。這些卡我有的用過，用得比較多的也就是成都、上海和深圳觀瀾湖的，其他的，有的就用過一兩次，有的從來沒動過。我也不知道這些卡裏面有多少錢。我完全不問這個，別人帶我去打球，事後就問我，這球場怎麽樣，我說不錯，他們就辦一張卡，說大哥這個拿著，就是個打球憑證而已，這樣不用我們每次陪著您，您自己也可以帶朋友過來揮兩杆子，方便。我就拿著了，往辦公室抽屜裏那麽一摔，有的就忘了。

我清楚自己很聰明，而且精力充沛。要是幹正事，能出大成績；要是像後來的幾年這樣，幹一些不著調的事，一樣會幹得很投入、很出“成績”。後面三四年，我不光到處跟著朋友去打球，還參加了一些比賽，居然拿過不少業余段比賽的大獎。

後來我是把工作這件事“想通了”的。我沒心思上班，一動就借故外出打球，當然不是一個黨員領導幹部的理所當然。即使放到古代，也沒有哪個朝代允許官員這麽幹。我之所以覺得很正常，其實是心裏鬧別扭。我覺得我那樣幹，最後還是沒有當上廳長，前任再推薦，業界名氣再大，加班脫皮再多幾層，都不行。既然如此，就讓那些當廳長的人幹唄。既然不能讓多勞者多得，那就讓多得者多勞吧。

人有時候處在一種自我認識的藩籬裏，眼界、心胸一時都擱淺了。我光看到自己沒能當廳長，就沒有看到更多的處長，幹活兒也不少，照樣當不了副廳長，更多的幹部當不上處長、副處長，位置就那麽多，總歸有分工不同啊。可當時我就是想不通，拼命地鬧情緒，鬧著鬧著，自由散漫，任性放縱，就習以為常了。我整個人確實變了。

在許多事情上，我故意跟新廳長頂牛。比如，省裏的一個重點工程——航運樞紐工程是世界銀行貸款項目，在設備采購國際招標中，我故意隨便意向了一個中標公司。廳長聽取評審專家的意見後沒有同意，我在會上立即發飆，公然和廳長拍桌子幹。當時很多人以為我在那個指定公司裏有利益，其實還真沒有，後來紀委也查過這個公司，他們的老板我根本不認識。我只是覺得這家公司可能幹不好，所以就故意推薦，給工程挖兩個坑，讓廳長吃不了兜著走。結果，廳長還真蠻負責任的，親自組織了一個專家組，到工程現場的港口考察，到所有參招公司考察資質，在了解各方面意見後，否決了我的意見。

我不喜歡看到後來的廳長那種志滿意得的樣子，絕對不耐煩他對我指手畫腳，一副領導的樣子，慢慢地我甚至討厭一切服從廳主要領導和其他領導的那些下屬。

有的下屬其實以前對我很好，也是我多年的“哥們兒”，但是，當我落選廳長之後，發現他們一如既往勤奮工作，而且對新廳長的那種殷勤，一點不比對前任差，我心裏就不爽了，從此不把這些人當作什麽朋友了。看到他們積極樂觀的樣子，我的心裏往往就產生不愉快的情緒，所以就懶得參加單位的集體活動。單位黨組中心組織集體學習，我幾乎一律不參加；遲到早退是家常便飯，不請假閃人，也是司空見慣了。我的桌子上常年積壓著一大堆文件，我能不看就不看，實在要看，能不表態就不表態，能不批示，絕對不劃拉一個字；實在需要簽批的往來公文，我就故意拖延。對有審批時限要求的項目審批、資金申報等事項，則在經辦業務處室多次催促之後才肯簽發，但就是畫個圈，簽個名字，有時候連名字都懶得簽全了，就簽個姓，簽個日期，了事。我出事後，聽辦案人員講，發現我辦公桌上仍有積壓未簽批的四十幾份文件，有的甚至是下屬單位兩年前作為急件送給我而始終未簽批的文件。甚至對分管處室人員年度考核優秀等次建議的文件，也被我壓著不批。我的心態是，既然我都沒有得到提拔，我的下屬有什麽資格邀功領賞當先進啊，沒那好事。所以，我分管的下屬單位，後來再也沒有出過先進，沒有提拔過幹部。這些人，對我敢怒不敢言，背後也說過我不少壞話。

就我的這些所作所為，廳長找我談過，我直接就說，我對他們的工作不滿意，等他們幹得像我以前一樣好，一樣辛苦，升官不升官，我不能保證，推舉個把先進，還是可以同意的嘛。結果，年底組織部就讓一位分管機關幹部的副部長找我談話，提醒我注意。當時並沒有引起我的重視，沒從自己身上找原因，而是更討厭廳長和我的同事了，我覺得他們打了我的小報告，在組織部那裏搗鼓人，太缺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