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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來，閱讀與寫作是一回事兒，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為了寫出新意，你不得不看看別人都寫過些什麽，比如說，我可不想費半天勁寫出一本《資本論》來以後，發現一百多年前馬克思已寫過相同的作品。同理，為了閱讀，你還得寫上那麽兩筆，以此來推斷別人寫出的東西是否具有價值，比如說，如果我隨手就能寫出一段＂對於存在這一事物，我可以把它簡單地分成存在與外界的存在兩個部分＂，那麽，我就可以斷定，休謨在《人性論》裏的某些論述屬於老生常談，我不知道我講沒講清我的意思，我是說，對我來講，寫作除了是一種生活方式之外，似乎沒有別的意義，著名作家往往憑會寫東西這麽一點兒能耐騙得與之極不相稱的利益，這方面的參考讀物我推薦99年北京流行的一本書――英國人保羅。約翰遜所著《知識分子》，有時候我甚至覺得知識分子那麽猛烈地抨擊政客或商人，完全是因為小騙子對大騙子的嫉妒，這方面我很為中國的制度驕傲，老謀深算的中國人從來不會被那些喜歡舞文弄墨的人蒙倒，李白、杜甫雖然會寫兩筆詩，但他們倆妄想憑此獲得一官半職的嘴臉卻成為當時人的笑柄，至於老柏拉圖的例子就更別提了，在他的範圍裏，很自然地，他認為哲學家應該成為國王，還好，他的如意算盤也沒能得逞，只好在幻想裏建立一個理想國聊以自慰，他那個理想國在我看來十分可惡，因為缺少像他一樣才能的人在那個國家裏往往會活得不太自在，我認為，那是為他一人建立的國家，萬幸的是，這個國家建在紙上。雖然我本人喜歡寫東西，但我卻從沒有把我的愛好看成是一件什麽大不了的事兒，至多只關心關心我的愛好能否養活我，使我能跟別人生活得一樣好而已。我毫不懷疑我寫的東西沒有價值，我承認，我抱有僥幸心理，希望我的寫作能給我帶來超出它本身價值的利益，這種希望與一個賣假古董的商人所抱的希望沒什麽區別，我想，很多人能理解我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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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愛寫作，寫很長時間以後，我才認為這是我的個人愛好，在我的人生經驗中，一般來講，我認為，人應當為他們的愛好付出代價，而不是得到好處，如果一個人為他的愛好得到好處，那麽我只能說這個人十分幸運，搞藝術的老祖宗是那些過著饑寒交迫生活的吟遊詩人，他們往往十分質樸，給人說上一段書，討幾口殘羹剩飯便能滿足，而現代吟遊詩人就油滑多了，他們的油滑之處在於，他們先來一段講演，說什麽人的生活應分為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並自行規定，精神生活高於物質生活，這段講演的可惡之處在於，首先，他們把他們的愛好推及別人，其次，他們竟能把他們的愛好置於別人之上，事實上，這種騙術即使算不上無恥也十分無聊，因為這種對生活的二分法本來就十分不客觀，是對擅長動腦筋的人的一種優待，因為話語權掌握在擅長動腦筋的人手裏，他們就對此大加利用，這是人性中邪惡的一面，在這種言論之下，總體上看，體力勞動者的利益被無情地侵占了，而且，精神生活就那麽有價值嗎？我看這是個問題。

精神生活優越論的基礎在於教育，由於教育需要一筆時間與資本的投入，受過教育的人，也就是那些所謂能有精神生活可過的人，非但不感激他們的運氣，反而變本加利地想把他們的教育培訓費當做一筆無形資產，大加利用，一副以一當十的架勢――這裏面最可氣的就數所謂搞文化、搞藝術的，他們腦子最不好使，培訓費最低，得利最大，卻鬧騰得最厲害，一個工程技術人員，除了得應付十分枯燥艱難的練習與訓練以外，在日常工作中解決的問題也往往十分棘手，十分實際，而一個搞文化的，訓練本身就十分輕松，工作中也更容易找到樂趣，又不解決任何實際問題，只是空對空地胡說一氣，但既使這樣他們也牢騷滿腹，想想看，一個商人，再怎麽樣也十分繁忙，因為要處理大量細枝末節，難得有搞文化搞藝術的人的那份輕松，但商人卻沒有那種不自重的抱怨，更沒有那種與＂肮臟的錢＂相對應的＂肮臟的文化＂來突出自己，貶低別人，看看18世紀末的維也納吧，十分吝嗇的猶太商人用他們省下來的一點小錢來幫助文化，讓老百姓在劇場裏得到樂趣，這種情況你根本在搞文化的人身上看不見一點影子――以我個人的經驗，我看一本數學書的時間往往超過看10本思想書或20本文化書或30本小說的時間，而且費的勁更不可同日而語，但我很少見數學家指責別人不懂數學，而常見到文人嘲笑別人沒文化，這一事實有時令我十分生氣，因此，每當看到有人出來酸酸溜溜地指責什麽物欲橫流我就怒不可遏，這分明是在說，為什麽物欲沒往我身上多流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