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底層

4.“榮譽”使然：莎菲莉亞·阿梅德，赫蘇·尤尼斯和 法蒂瑪·薩西達

男人也同樣愚蠢。

他們竟信任女人，

將自己的榮譽托付給那些用同她們一樣脆弱的葦草編成的小舟，

任其漸漸沉落水中。

——約翰·韋伯斯特（John Webster），

《馬爾菲公爵夫人》（The Duchess of Malfi),1612-1613

我發出聲響，我露出臉龐。

——法蒂瑪·薩西達，2001年11月20日

2012年7月下旬的某一天，很多人——大部分是女人，聚集在英國切斯特皇家法庭外，等待著一場庭審的開始。

接受審判的是來自巴勒斯坦的阿梅德夫婦（Iftikhar and Farzana Ahmed）。他們被指控謀殺了自己的女兒——年僅十七歲的莎菲莉亞（Shafilea Ahmed）。從這樁案件的審理開始，這些人幾乎每天都會守候在這裏。她們並不是那些定期參與案件審理的“熱心市民”，在此之前，她們中的許多人甚至從未涉足這裏。但當我問及她們對這一事件的看法時，她們的觀點卻清晰而堅定：這對夫婦是有罪的。

這同樣也是陪審團將要做出的裁決。事實上，根據死者妹妹阿麗莎的決定性證詞，伊夫蒂哈爾·阿梅德和妻子法爾紮娜·阿梅德謀殺自己的親生女兒莎菲莉亞的罪行已經是板上釘釘。莎菲莉亞為了逃避包辦婚姻，先是吞下漂白劑自殺，未果後又試圖離家出走，這顯然激怒了自己“無比看重名譽”的父母。然而，盡管妹妹阿麗莎（Ale-sha）在法庭上隔著特制的簾幕，勇敢地指證了自己的親生父母，但莎菲莉亞的另一位妹妹梅薇什（Mevish）卻依舊堅持著完全相反的證詞——即便她已經在自己的日記裏記下了父母的謀殺行為，但她辯稱自己的日記完全是虛構的。

有人告訴我，阿麗莎會因為自己的指證付出代價，畢竟她總要回到那個野蠻而暴力、仍然秉持著原始而愚蠢信仰的家庭中去。“即使這對夫婦受到了他們應得的懲罰，那也不是最完美的結果，”她對我說，並且悲觀地表示，這樣的狀況還要“持續很久”。這種保守家庭所擁有的價值觀使他們的家庭成員之間十分團結，以致可以將罪惡的真相隱瞞如此之久。但即便是始終捍衛著“家族榮譽”的梅薇什，自己卻同樣曾被指責從家中竊取財物而遭到虐待。對於旁觀者而言，盡管阿梅德家族幸存的兩個女孩在法庭上的表現截然不同，但她們其實都證實了，在她們的成長環境中，這種家族性的“暴力權威”絕非空穴來風。事實上，在莎菲莉亞遇害之後不久，一份來自警方的監聽報告表明，她的母親曾精心指導自己的孩子們，該怎樣回答警方關於這位“失蹤的姐姐”的盤問。盡管這份監聽記錄並不足以在法庭上成為一份指控犯罪的證據，但它解釋了是怎樣的力量阻止人們找到事情的真相——當然，如果沒有勇敢的阿麗莎，人們還不知道要等多久。

從任何角度來看，這一事件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這不僅是因為它生動地說明孩子與父母的矛盾往往會成為一個家庭苦惱的源頭，同時也表現了一個家庭中兄弟姐妹之間的對立。而當法爾紮娜女士終於在法庭上把矛頭對準了自己那專橫的丈夫時，這種對立也漫延到了按伊斯蘭教教義會“被神祝福”的配偶之間——尤其是“虔誠而重視榮譽”的阿梅德夫婦。

和那些常常出現在報紙上、令人扼腕的暴力案件相似，“阿梅德謀殺案”似乎不難吸引為數不多但很執著的追隨者。她們會像看肥皂劇一樣，關心著案情的走向，憐惜著死去的和仍在水深火熱中的可憐女孩，同時表達自己的憤怒——一個朋友建議我把她們看成希臘悲劇中“復仇女神”，因為二者都以為自己才是正義的，所以即使是把罪人都撕成碎片也完全正當合理（當然法庭還是要寬容許多，他們甚至免除了小梅麗莎的牢獄之災，盡管她也一度做出了違反事實的證詞）。人們的這種反應，並非像媒體所渲染的那樣，是帶有種族性的——一旦遇到這樣的案件，媒體似乎就像是有某種不可避免的條件反射一樣，很自然聯想起一整個世紀裏，亞洲人在英國社會裏是怎樣的“格格不入”。於我而言，公眾的——尤其是女士們的反應，是基於對莎菲莉亞之死的驚駭、對正義的渴望，以及對這之後冒著巨大風險說出真相的小梅麗莎——盡管她並非完全無罪——的贊賞。而這種贊賞，同時也伴隨著一種舊觀念的土崩瓦解：在這世上所有的“榮譽謀殺”中，女人們只能扮演受害者的角色。

在這之前，我們已經敘述了三位偉大女性的生平經歷。她們未能等來本該屬於自己的時代，便已然身故。其中兩位——羅莎·盧森堡和夏洛特·薩洛蒙，都死於謀殺（事實上，根據傳記作者洛伊絲·班納的結論，瑪麗蓮·夢露也同樣死於他人之手）。盡管她們“看似不朽”，直到今天仍會被我們談論，但我得出結論的是，由於她們非正常死亡的命運，她們的生命已經喪失了原有的意義。而即便是女性地位得到空前提升的當下，那些依舊生活在卑微之中，甚至時常受到死亡威脅的女人的悲慘命運，仍然在告訴我們，我們的女權運動在真正意義上其實並沒有取得太多進展。“榮譽謀殺”這類事件本身的重要意義，在於它提供了一種關於“女性遭受暴力的極限模型”（法迪亞·法齊爾，約旦裔英國女作家）。這也是在這一章裏，我們為何會如此關注來自公眾的聲音，以及為何要記下那些直接或間接被卷入“榮譽犯罪”事件中的女性的勇氣與命運——人們在面對“極限”時的觀點和做法，代表了她們對這種罪惡可以容忍的最大限度。而事實也證明了，並非所有人都懷有一顆同情與正義之心。在案件的庭審過程中，辯方曾反駁了一份來自死者自己的證詞——莎菲莉亞生前曾提交一份關於重新置戶的緊急申請，在那份申請中，她寫明了自己想要離家的原因，是由於受到父母的虐待。這間接證明了莎菲莉亞已經感到自己正處於危險之中。但當這份證據在法庭上被舉出時，辯方卻稱“這僅僅是年輕女孩為了遠離父母管束而耍的花招”，並就此提出了否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