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以繪畫對抗恐怖：夏洛特·薩洛蒙（第7/13頁）

薩洛蒙也曾提及瘋癲的重要性。當她的外祖母在她用盡全力試圖解救自己，最終仍自殺身亡後，她的外祖父卻竭力建議薩洛蒙使用外祖母的被子，並解釋說：“我喜歡自然的東西。”隨後，當他們遭到圍捕不得不乘火車逃亡，他又一次重復了自己的說辭，來要求薩洛蒙與自己同床。兩幅畫面之後，薩洛蒙思忖著，要不要把被子從窗口丟出去：“我害怕自己也將遭遇同樣的命運”（她的外祖母和母親都是跳樓身亡的）。然後我們看到，她坐在床上，一本超大開本的圖畫書勉強地攤開在她的膝頭，一條腿向外伸出，手捂住自己的額頭，身體因為恐懼而緊繃，整個人置身在一片紅色的背景之中。僵硬的身體姿態與那好似越燒越旺的火勢一般的背景使得這幅畫作格外令我印象深刻。薩洛蒙為這幅畫配的解說辭是：“親愛的上帝，只求您不讓我變得瘋狂！”研究者格裏塞爾達·波洛克（Griselda Pollock）[12]指出，這句話裏的“不”使用另外的顏色寫成，並且與同一句話的其他詞不在一條直線上。她推測，也許在最初的版本裏並沒有這個“不”字，表明薩洛蒙或許考慮追隨外祖母和母親一道結束自己的生命——當我們在這句話裏去掉這個“不”，就會發現，薩洛蒙的心願其實是“親愛的上帝，只求您讓我變得瘋狂”！

在這幅畫旁邊的一頁，畫的是她在觀看一場於猶太教堂前進行的反猶集會（這兩幅畫中薩洛蒙都是以旁觀者的身份出現的。這同樣可以看作一種以繪畫的方式呈現的，可怕的“懸浮式關注”的隱喻）。這並不是薩洛蒙第一次嘗試把自己個人的苦惱與猶太人的群體政治悲劇捆綁在一起。伴隨著他們一家從德國逃離，她外祖母的精神也隨即崩潰。這是戰爭所造成的，同時也是自我控制之下的“強大力量”、支撐她生存的敏銳智慧分崩離析的結果：“由於激烈的戰爭，那始終追逐著她、貫穿她生命始終的可怕痛苦重新進入她的生命意識裏。”事實上，德語中的“記掛”[13]一詞並不像“回憶”，是由意識本身主動決定的。戰爭迫使她的外祖母不得不記起那擾亂她過去的死亡，包括她兩個女兒的自殺。《人生？如戲？》最有力的地方之一，就是在同一頁（正面和背面），同時呈現兩種悲劇。在其中並沒有偏重之分，反而呈現出一種密不可分的聯結。這種密不可分迫使我需要提醒阿姆斯特丹的猶太歷史博物館，他們的儲存方式很可能對作品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壞。而在兩種同樣可憎的悲劇之間，你無權做出選擇。“我無法再過這樣的生活，我無法再回到這樣的時代，”薩洛蒙解釋道（《人生？如戲？》的真實意義，其實是“生活與時代”）。她所懇求的瘋狂，同樣也作用於她私人的記憶中，可以與醜陋政治現實的罪惡行徑等量齊觀。

她以創作的方式從中脫身。然而，正如那個突出的“不”所暗示的，瘋狂絕非是她全然接納的東西。在我看來，這留下了一個問題，也只有當我們將此看作是個問題時，我們才能解釋她繪畫能力的來源。在靠後的頁面上，她這樣寫道：“她發現自己正在面臨一個選擇：是該去自殺，還是嘗試一些野性的古怪。”對於“野性的古怪”，似乎很容易被誤解成某種有一點野蠻，但討人喜歡的捉摸不定。但事實上，在德語的表達裏，這個詞意味著瘋狂。瘋狂者必然以瘋狂為回應（米爾納的心智健全，可以使瘋狂被加以利用）。而薩洛蒙展現的，則是繪畫領域的一個悖論：為了避免變得瘋狂，她必須制造一些瘋狂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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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爾斯蒂娜指出，《人生？如戲？》在形式上提供了一種自有的雅致，或者說是刻意渲染的粗俗，來對納粹意識中的“理想藝術”進行回擊：它呈現的是一種人物膨脹，而其他物體不平衡的畫面，通過色彩與剪裁表達自由——作為“一種渴望”，正像是她對漫畫以及非種族的民間藝術的評價。菲爾斯蒂娜總結道，這部作品通過列舉“納粹所竭力抑制的種種具有吸引力的藝術風格”，使納粹所認定的“墮落文化”得到了更清楚的展示。相應地，薩洛蒙以有意識的方式，挑戰了學院派的藝術經驗。盡管在最初的畫作裏，她提及自己曾有一個不堅定、令人羞愧的開始，但最終她還是實現了自己的目的［她以《馬賽曲》（Allons enfants de la patrie）為背景曲調表達了自己的成功］。在薩洛蒙的畫作中，隨處可見肆意的粗糙，在我看來，這種風格的來源，或許是她大量保留的初稿輪廓所致——每一幅畫面上都依稀可以辨認出草稿的痕跡。而在色彩使用上，乍一看可以區分出各種人物之間的不同，但人物之間幾乎都會互有重疊，直至與背景相融（這解釋了為何她的作品幾乎每一幅的主題與敘事都可以用三原色之一加以概括）。時至今日，我們已經離納粹所造成的巨大影響十分遙遠了，但我們仍能從當年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14]與丹尼爾·巴倫博伊姆（Daniel Barenboim）[15]的對話中一窺真相：那些“誇張的、嘈雜的、野蠻的，無論是情感色彩還是平衡狀態”——都偏離了藝術原有的形式，成為一種毫不含糊的自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