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以繪畫對抗恐怖：夏洛特·薩洛蒙（第5/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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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洛蒙的作品，或許也可以看作她對自由的頌歌。在她的導師兼情人沃夫森不曾公開的手稿《橋》（The Bridge）中，記錄了她描述給沃夫森的一個夢：“我飄浮在空中，被數以千計的鐐銬束縛，而一只幼蟲掙脫枷鎖的欲望，卻從這束縛本身生發。”這是頗值得探討的部分。在通常的印象裏，幼蟲，尤其是毛蟲生長、進化的結果，往往是成為破繭成蝶（人們常常以此比喻獲得自由的歷程）。在《浮士德博士》裏，萊韋屈恩也曾問：“一個人究竟怎樣才能抵達自由之境？一個人究竟怎樣才能破繭而出，羽化成蝶？”（在他看來，這是人生中唯一值得探討的問題。）但幼蟲這個意象，或許還包含其他意義。比如納粹就曾把猶太人比作寄生蟲和臭蟲，從而以暴力的方式剝奪他們的人格，以此為手段，肆無忌憚地榨取和汙蔑他們，並為日後的大屠殺制造借口。在《人生？如戲？》的第二幕，薩洛蒙以一幅群體集會的畫面開場，暗示納粹已經接管了權力。在作品裏，納粹的字標志被薩洛蒙故意用相反的方向呈現：“這影響了不計其數靈魂的巨變，終究還是對‘猶太人人格’的塑造！”薩洛蒙將此作為對所謂猶太人是沒有人性的劣等種族的回應。她創造了一個德語詞“Menschlich-judischen”[7]來作為猶太精神的濃縮（它因為翻譯的緣故而失去了原本的力量）。作品中最有利的部分，來自薩洛蒙對自己一段經歷的重現。那是在1936年，十九歲的薩洛蒙以猶太人的身份考入柏林國立美術學院（State Art Academy of Berlin）。她面對主考官時，曾有這樣一場對話（薩洛蒙在前）：

“你們也接納猶太人嗎？”

“你肯定不是猶太人吧？”[8]

“我當然是。”

“哦，那這並不重要。”（在德語中，這句話的表述帶有不確定的語氣，與“無所謂”有幾分類似。）

由於尚未進入徹底反猶的階段，柏林國立美術學院當時還被允許招收1.5%的猶太學生，但薩洛蒙卻是唯一一個被接納的猶太人。隨著反猶情緒日漸高漲，這所學校剛剛以各種理由解雇、開除了百余名納粹眼中的“猶太人”（包括與猶太人結婚的非猶太人士）。而根據招生委員會的記錄，接納薩洛蒙的原因，是因為她“心智未開”，並不會對雅利安男孩帶來誘惑，影響他們優良的血統。我們已經粗略地了解，正像菲爾斯蒂娜首先表述的：“大屠殺會把女人和孩子放在優先的位置。”這是滅絕行為的中心所在，詮釋了納粹對猶太女人的憎恨和恐懼。但在薩洛蒙開始自己的藝術生涯時，那句“我當然是”顯然擲地有聲，十分重要。正是因此，她才使自己的身份得到了永恒的認同。後來，當她寄居在“美麗黎明”旅館時，她毫不猶豫地向當局表明了自己的猶太身份。當旅館主人善意地提醒她納粹勢力即將控制這片區域時，她回答道：“我尊重法律。並且，當我成為猶太人的那一刻，我便確信這是我唯一可能的身份。”當我們回看這段歷史時，漢娜·阿倫特將提供一個有力的注腳：“直到經過了多年的深思熟慮，我才能給出這個問題的答案——‘我是誰？一個猶太人。’因為現實的迫害，這個答案反倒更加明晰堅定。”

當然，薩洛蒙首先並且最重要的身份，是一個畫家。這意味著繪畫是她用以交換自由的砝碼。或許是由於在那樣的條件下作畫，本身已經是一種成就，《人生？如戲？》才幾乎毫不費力，就以戲劇化的方式，觸及了藝術創造的本質意義。就像是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或是喬伊斯的《一個青年藝術家的肖像》，薩洛蒙完成的，更像是一個自然發生的“文本”，一個基於自身無限循環，演繹自我滿足的作品（它的結束才意味著新的開始）。她是怎樣做到的呢？或者換一種問法，她是怎樣深入自己的內心和肉體，來完成這樣一部作品的呢？“夢，你告訴我，你為何要拯救我……這泡沫般的幻夢”（在德文裏，“泡沫”與“幻夢”兩個詞是押韻的），她在收場白部分的第一幅畫上寫道。這幅畫罕見地使用了最明亮的藍色，這在之前的畫面中並不常見，但接下來她卻以一種狂喜的姿態，以這樣的方式一幅接一幅地表現她心中綿延不斷的海岸線。“我的夢正浮在藍色的水面上。是何種力量驅使你忍受如此多的痛苦與折磨，不斷塑造、打碎、再重塑自己？是誰給你這樣做的權力？”因此對於薩洛蒙來說，盡管遭受苦難，但無論是創作時，還是逝世之前，她都拒絕接受來自藝術史學家T.J.克拉克（T.J.Clark）的“後奧斯維辛”提法——“灰色之灰”。薩洛蒙自己創造了驚喜，她自己並未局限在自己的藝術視野之中。當遁入無盡的受難時，人有何種權力制造美麗的畫面，或者僅僅是美妙的色彩呢？那僅僅——用她自己的話來說，“全然放棄自我”，接受來自夢境世界的指引。在作品倒數第二頁，畫面上只有一連串字符，語詞充滿了整個畫面，她以獨一無二的“夢境之眼”審視著這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