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第6/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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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社會對完美的訴求（一切完好，沒有瑕疵，沒有界限，沒有陰影）消除了普遍意義上的掠奪與侵犯，卻更使女性本身成為那些亟須隱匿起來的邪惡企圖的理想藏身之所。當世界權力的重心於“二戰”後穿越大西洋轉移到美國，與權力相伴的壓制與強暴也如影隨形地來到了新大陸。在其中，似乎沒有人比瑪麗蓮·夢露承受了更多的痛苦。就像這一時期的美國本身一樣，夢露的故事也被深深地烙上了“美國夢”的印記——然而，她的“美國夢”同樣也不過是幻夢一場。

由於“二戰”後期的軍事介入和戰後推行的“馬歇爾計劃”，美國儼然成了歐洲的救世主。當歐洲大陸還在戰後的泥潭中掙紮時，美國取代了它的位置，成了自由的“堡壘”以及全世界的希望所在。而在這個層面上，好萊塢無疑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美國電影在歐洲受到了相當廣泛的歡迎，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它在納粹、墨索裏尼以及法國貝當政府控制之下的地方都是被嚴禁放映的）。在評論家勞拉·穆爾維看來，美國的意義在電影中得以進一步深化，最終成為一種民主主義的全新標志，向全世界宣告了資本主義的“可向往之處”。而夢露則是這份向往的代言者。正如在1953年的影片《紳士愛美人》中，兩位明艷奪目的美國女孩的出色演繹，使得美國的魅力很容易便被仍處於戰爭陣痛中的歐洲人所接納。歐洲的災難對於美國人來說顯然是千載難逢的機會，他們由此可以重新著手執行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便被提及的計劃：在歐洲，實現文化與經濟兩個層面的“殖民”。盡管這一企圖被“二戰”打斷，但在這場戰爭之後，事情似乎變得更加容易：僅僅以可口可樂公司為例，從1947年到1949年，可口可樂工廠先後進駐了荷蘭、比利時、盧森堡、瑞士和意大利。而1951年一條有關”2.4億瓶可口可樂傾銷”的新聞則是在法國引起了軒然大波。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可以將夢露看作美國對於戰爭的一種回應、一件可供炫耀的“商品”，同時她還是冷戰中一件時隱時現的“武器”。夢露一生中最重要的時刻之一，是她於1954年造訪美國駐韓國軍事基地進行慰問演出時發生的“不愉快”（她隨後自稱並沒有遇到什麽令人不快的事情）。1959年，蘇聯領導人對美國進行了第一次正式訪問。而正是在這次“友好訪問”中，赫魯曉夫主動提出想“見見夢露”，因為對於蘇聯人民來說，美國是“可口可樂和夢露的國度”。夢露自己對於這些的看法顯得很犀利。在她生前最後一次采訪中，她指出：“我從沒把自己當作一件商品，可顯然，有人是這樣認為的。”

夢露是在“一戰”後的蕭條之中出生的。她於1926年生於天使城的郊區，由於父親失蹤，母親隨後不久被送進了精神病院，夢露的童年十分灰暗。據最新的研究結果，在短暫的童年時光中，她總共十一次更換寄養家庭。她是這世界上留下影像最多的女人，盡管人們偶爾不願承認她演技精湛，但卻不能否認她是一名極具天賦、極出色的演員。人們對夢露總是持有錯誤的認知，不只是因為她悲慘的生活經歷，也並非僅僅由於她的早逝（她的死因至今仍然是個謎）；而在於這兩個方面更像是她生活中一條時時湧動的陰冷暗流，驗證了她徘徊在B級片演員與大明星之間“一定並不光彩”的演藝生涯，更表現了一個具有支配欲的美國究竟是如何將自己的商品和美元撒向全世界的。但不同於人們的固有認知，夢露並不僅僅只是一個“胸大無腦的金發美人”，恰恰相反，她十分睿智，思想極具批判性，同時具有很強的自制力。她曾多次嘗試反駁在那個被虛化的時空下被強調的所謂意義，而在今天，這種反駁顯然比仍被堅持的謬論更具價值。

夢露的演藝生涯，始於帶領美國人民走出戰爭沮喪的羅斯福新政時期，經歷了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同時又涵蓋了20世紀50年代的冷戰、朝鮮戰爭以及因對共產黨人的濫殺而臭名昭著的麥卡錫主義時期。每當道德崩壞的時刻，夢露的出現就像是一針強心劑，鼓舞人們繼續相信生活的美好。她的完美無瑕像是一種魔法——美國夢的實現可以“不請自來”，於是人們也不必勉強自己穿過層層陰霾（盡管夢露自己的生活自始至終都布滿了陰影）。正如我們所見到的，盡管她的勞軍行為使她所代表的“自由主義”形象受到了質疑，但這並不妨礙她繼續以這樣的面目示人。在銀幕上的夢露展現了美國社會的完美，但她自己卻並不相信這一點。由於某些言論，她後來成為政府懷疑的對象。在1960年5月，時值冷戰最嚴峻的時期，一架美國中情局的U2飛機被蘇聯擊落。幾周之後，當第二架飛機再次於同樣的空域被發現非法侵入時，夢露特意向一名空軍副官致電詢問原因，他回復她那並不是一次可恥的間諜行為，而僅僅是一次海洋勘察。“我不知道，我不信任我們自己。”夢露對此這樣回應。這個在語法上違背邏輯的句子（“我”顯然是包含在“我們”之中的概念，那麽它又怎樣才能對“我們”產生懷疑呢？），顯然表達了一個強有力的政治觀點，引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