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第8/12頁）

本書所探討的女性沒有一個曾落入因遭到侵犯而放棄自信“自我力量”的圈套之中。面對災難，她們往往有額外並且更出色的想法。羅莎·盧森堡以批判權威而聞名（“一個守夜人的國家”是她對社會主義革命後俄國的稱呼）。但她並不渴望（“渴望”[6]是她最喜歡的德文詞語之一）以極端的形式實踐自己的革命理想，比如通過激烈的罷工行動——她說那就像是洶湧的巨浪，即便可以掀翻敵人，之後力量也必然會分裂成各自為戰的激流，化作泡沫，消失在地球深處（她從未像這樣用如此詩意的語言解釋革命理論）。夢露同樣覺得自己是在不同的領域之間遊移。她的私人信件和日記顯示了她作為一個女人，在自己的私密空間排解由於虛飾的外表而帶來的痛苦的努力。而這也僅僅是諸多顯示她不只是在對抗生命中陰暗的部分，同時也是在與自己其他內在認知相抗衡例子中的一個。“恐懼、好奇、對外界的疑惑、意外感，以及對傳統權威的無奈妥協”作為夢露對自我的洞察，作為生命中不可割舍的部分，同樣影響著她的生活軌跡。而這種“對傳統權威的無奈妥協”則通常是作為詐欺的來源存在的。它所引發的結果遠遠超出了人們的想象。但就像是夢露“利用生命中未經歷過的經驗”的寫真拍攝工作，生活也同樣不可預知（這倒使夢露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堅定地將表演作為自己的信仰，因為銀幕上的一切對於夢露而言是可控的）。於是，一旦認清了改變的無所不在和無所不能，即便再多約定俗成的理由，也無法阻擋那些不被相信和期待的生活規則被廢止。質詢是格外重要的武器，否則，我們只能繼續在受蒙蔽的世界裏，使心靈蒙塵。

只是夢露所提供的經驗，所代表的是一片不易進入的領域。自我剖析難免會使人部分地懷疑自我。“我感覺，”夢露曾寫道，“我所經歷的，似乎都離我很近，可那些經歷這一切的人，似乎又不是我。”羅莎·盧森堡則認為，生活“不在我之中，也不在我所在之處……而是在某個遙遠的地方，穿透了屋頂”。兩人這樣的共鳴，在外人看起來煞是詭異，但解釋起來也很容易：當我們深入自己的內心時，我們往往更容易迷失，更容易丟失自我。對於薩洛蒙而言，去救贖自己家族“自殺詛咒”的唯一途徑，就是放棄自我，去成為“其他人”。但她卻堅定地執著於自我，用盡力量為自我的存在創造出空間。那是一條苛刻又奇異的道路，伴隨著對生物意義上“利己”的自我的背叛。但她對自我的維持其實是意義重大的。盡管這並不能使她避開兩次大戰留給歐洲人的普遍創傷。大多數人只能像歷史學家托尼·朱特所寫的那樣，在1945年戰爭結束後，歐洲降下“遺忘之幕”，將死去的“‘異類’拋諸腦後”，才能排解這痛苦。而他接下來的論證表明，這為避免痛苦而執行的遺忘，會成為某種形式下的溫床，醞釀著下一次的種族歧視、宗教暴力和移民戰爭的爆發。

盡管涉足這只有通過直面痛苦和剖析自我才能抵達的絕對領域，往往意味著進一步的受難，但這種行為本身卻更是一種責任。在我所書寫的這三位女性中，沒有一位曾將她們所承受的暴力侵犯看作特例，而去抱怨運氣和命運。在這一點上，夢露是最為明確的一個。“每個人是潛在的施暴者，"1955年，她於自己的私人筆記裏寫道，“我自己也是。”這不同於我們所習慣的以“無罪推定”作為標志的理性批判，而其中的原因，或許就像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在自己的短篇故事集《任性女孩與邪惡女人》（Wayward Girls and Wicked Women）序言中所說，“女性是極少為難自己的”。女人往往也不會冷酷地去為難——以惡意揣測所有人。但現實卻需要人們更加冷靜地看待他人。

在我的這本書裏，你可以找到許多有關女性的贊美，卻鮮少能看到那些日漸被女權主義者戲言化的理念：女性確實比男性要更出色。這是由於我所描述的這些女人，她們存在的意義是建立在與世界的邪惡以及因為邪惡而被施加在自己身上的黑暗進行抗爭的基礎之上的。這種堅韌是不需要被拿來比較和炫耀的。在1907年，當羅莎·盧森堡漫步在倫敦街頭時，她突然感到十分困惑。在給自己的密友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的信中，她寫道，“我已深知，我的處境將勢必讓我自己迷失方向，可我為何還要將自己拋進這危險的深淵之中呢？”“那深淵處似乎有光，在誘使我跳進這不見底的旋渦之中。”所以這些傑出女性的經驗所提供的，是一個富有創造力的悖論：她們對這世界的不公正的控訴，並不是出於對自己無能進行粉飾的考量。她們——像大多數女人一樣，只是部分地對自我的精神狀況進行宣告。她們對自我無意識的清算是一種本能，並不會阻礙她們敏感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