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時候回歸到對“女權主義”本質的討論了。事實上,當從女性自身的視角來看待她們在現代社會所經受的風險時,我們並沒有太多把握為她們所承受的一切劃分出明確的道德邊界。她們所受到的傷害,並不能簡單地通過訴諸法律或向議會要求平等權利得到解決。盡管這樣的方式很重要,但從長遠的角度來看,它們並不利於女權主義得到真正的理解。一個容易被忽視卻無比重要的事實是,這種通過強制方式實現的“平等”,往往會使問題進入到更加不可解決的狀態——當矛盾徹底激化時,那些原始的、瀕於消弭的所謂“原始權威”甚至會因此而死灰復燃。對於女性來說,解決問題更好的方式,必定是繼續爭取自己應有的自由,但絕非是以沒有理性的方式。

我所談論的“女性”僅僅指的是“女性中的一部分”。任何女權主義者都沒有權力聲稱自己可以代表所有女性。在本書中,我試圖沿著那些曾教會我獨立思考,以及那些可以為我們勾勒出女權主義全新輪廓的傑出女性的生命軌跡,探討女權主義的真實含義。一個人或許會支持女性為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所做的辯護,但當我們由問題的表面進一步去挖掘人性與歷史的負面時,我們所可能觸碰到的卻往往是主流觀念所不願意面對的內容。我們需要利用女性自身的能力來講述她們自己的故事,並以這樣的方式吸引更多人介入更深入的討論之中,從而還原這些故事的本質。我們需要一種“無所畏懼”的女權主義,即將那些最卑鄙、最令人不快的內容也包含到我們的討論中來,而非一味地抗拒它們。這想必會與大多數女權主義者渴望的那種理性的、平衡的,那種所謂女性可以“自己主宰命運”的理想世界有所出入。這並非是由於這樣的願望本身不切實際,或是一個瘋狂而卑鄙的世界已經滿足了我們的期待,而是對於女性本身來說,她們就擁有看穿這世界的瘋狂、冷酷無情,看穿人們往往會因利己而摒棄公平的真實模樣的天賦。但出於對理想的狂熱,女人們卻更傾向於將自己隱約感覺到的這些掩埋起來,加入到遊行的隊伍中去。

在性別平等主義者的口中,“個人即政治”顯然已是老生常談。這種觀點之所以如此深入人心,是因為它恰當地將注意力投向女人原本私密的私人領域,卻在多數時候屢屢為“家族權威”侵犯。但或許是由於它主動回避了對這一問題裏最關鍵的部分——“當我們談論個人及私密時,我們究竟在談論什麽”——的討論,它作為一種觀點的價值,在今天正在漸漸褪色。事實上,對於苦難中的女性而言,她們承受的,並非只是來自暴力的侵犯,同時也包含了某種目的性的匱乏。如果說在這本書中我談到的那些傑出女性,恰好滿足了我所試圖證實的觀點,那正是因為她們都曾對人格的完整進行過無比艱難而卓越的追求。借由她們的夢想與噩夢,我們可以看到這世界最齷齪不堪的部分,而那恰恰是我們必須要面對的。(用托妮·莫裏森的話說,“那些不可言說之物”。)

因而這部講述女人們悲慘境遇的作品,同時也是一次對“女權主義”本身的反思。我們需要回到那個最初的賭注:個人是一切問題的關鍵,但這顯然是不夠的,我們還要為它添上新的注腳。對於女權主義者來說,她們應當將自己在黑暗中遭遇和學會的一切告訴這個世界,而非一味地將自己的要求訴諸政治。事實上,當性別問題被放置在政治的語境下進行討論時,它所起到的作用,僅僅是使本就混亂的“政治圓桌”變得更加混亂。所有問題都應當在它自己的語境下被討論,因此,比起如何通過政治參與改變性別問題的現狀,我更關心的問題是:當性別平等者通過政治參與及其他手段使自己的主張逐漸深入人心時,這種意識究竟會對現實社會中的個人話語與觀念產生怎樣有意或無意的限制?

但當我試圖尋找有關這個問題的線索時,我發現自己逐漸深入的是一個更加黑暗的境地:在我們的時代,女性所遭受的苦難,通常是隱性的、不可見的。基於此,我嘗試遵循另外一條路徑——通過把握那些不為人們所熟知的女性的經歷,來探討現代女權主義運動的狀況。我將第二部分視作一個盡管悲觀但至關重要的提醒,因為這一部分提供的案例告訴我們,我們所生活的這個世界,至今仍然未能擺脫“家族權威”統治的陰影。那些仍然屢屢發生的“榮譽殺人”事件,就好像是一道道刺眼的標記,嘲笑著女權主義者們自鳴得意的“成果”,以及天生樂觀者對女性自由程度的錯誤估計。沒有什麽比那些可以在網絡上迅速流傳的“艷照”更有說服力了——而這類事件的受害者往往只能是女性。盡管我們堅信在現代社會中,女性至少可以維持“基本水準”之上的自由,但當矛盾真正產生時,這類事件卻通常會包含某種“失控”的因子。當然,我們也絕不可以忽視,與這些“隱性傷害”相對的,那些對女性人格肆無忌憚的淩駕,仍然留存在我們的“文明”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