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第5/12頁）

對於女性而言，她們習以為常的“畏懼”，帶來了怎樣的“報償”？這對於今天的女權主義者而言仍然是一個關鍵性問題。如果女性的畏懼來自她們的生活本身，那也一定是一種“被強加”的體驗。在2011年英國伯明翰開辦的一期以女權主義為主題的夏季學校中，女權主義者艾米莉·伯肯肖表示自己並不喜歡“真相”，“那更會使我感到害怕”。畏懼並不只是一種信號，它甚至可以成為一種需求。女人們不得不感到害怕。伯肯肖談論了女人們在街上可能遇到的危險——那些穿著過分性感的女孩被看成一種隱患，以至於她們甚至要為自己遭受侵害承擔一部分責任。但她的演說也出色地捕捉到了這種畏懼的模糊性：女性對突如其來的暴力的“通常反應”，暗示了人們對女性的某種期待（懦弱、無力，伴隨著一些有關“弱不禁風”的陳詞濫調）。如果女性一旦表現出潛在的“攻擊性”，她便會被視作異類，畢竟根據多數人的臆想，女性並沒有辦法保護自己，更無法進行“攻擊”了。使女人常常處於恐懼之中，顯然會增長男性的權威性與安全感。這似乎是一個關於世界的根本性問題：這世界本不像人們描述的那樣危機四伏，而恐懼也不應當成為某類人的生存常態。而當我們將恐懼視作一種必要的本能時，它將會在人們的精神生活上烙下印記，成為一種無法回避的集體認同。對於羅莎·盧森堡、夏洛特·薩洛蒙和瑪麗蓮·夢露來說，恐懼是她們的“親密朋友”。由於時常與威脅相伴，她們有關恐懼的經驗，更像是一種超自然的能力，或是一種特異的知識，使她們有足夠的能力來忍耐可怕的黑暗。

可是我們為何一再地談論戰勝恐懼的經驗，而不去追究制造恐懼者的罪責呢？我們或許可以舉這樣一個例子：“一戰”後的德國人，並沒有反省自己挑起戰爭的責任，反而繼續醞釀了下一場戰爭。從恐懼的角度來看，德國人這樣做的原因，是他們並沒有從自己的內心解決自己無法擺脫的恐懼，而是一味地希望可以將恐懼轉嫁到別人身上。他們甚至不承認自己內心的恐懼——當一個人（經常地）或一個民族（反復地）否認現實，轉嫁危機，顯然是很可怕的事情。

當夏洛特抵達奧斯維辛時，她已經懷有五個月的身孕了。她的傳記作者瑪麗·洛文塔爾·菲爾斯蒂娜指出，在奧斯維辛，女性往往會先被處決（在奧斯維辛的幸存者中，僅有17%是女性，而通常來說女性忍耐極端條件的能力似乎更強），而孕婦的命運則要更加悲慘，根據目擊者的報告，懷孕的女人們往往會被以“提高待遇”的名義從隊伍中率先被挑出來，隨後就會被處決。“種族滅絕，”菲爾斯蒂娜這樣寫道，“總會將婦女和孩子放在‘優先’的位置。”這看似有些令人震驚，卻道出了這樣的事實：對於敵人來說，女人可以孕育生命的能力是他們最大的恐懼。這種恐懼並非來自懷孕與出生的動作本身，不同於女性主義者用來反駁弗洛伊德那聲名狼藉、被看作對女性最嚴重的誹謗的“陽物崇拜”理論（沒有比站在男性視角對女性進行“精神分析”更可恥的欺詐了）的“生殖嫉妒”；並非由於男性對自己那孕育他們生命的身體因虧欠而產生的憎恨；也並非由於受孕意味著所有女人只能，或必須成為母親，或者是更有爭議的觀點：這違背了女性原始的自我認定。問題的關鍵在於新生命究竟可能意味著什麽，在漢娜·阿倫特看來，那意味著不可預知的開端。他的誕生將否定某些人自以為的“全知全能”，因為新生兒的未來不可被預知。極權恐怖的制造者——請允許我再次引用阿倫特的結論：“唯恐人們在世界上建立起超出他們控制的聯系，從而提高他們自己在世界上的聲音。”——不可預知的背後，很可能就是不可掌控的新聯系。這一觀點在當代也繼續得到了支持，在關於奧巴馬2012年總統選舉的評論中，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寫道：“以多種方式來控制女性，是極權主義者的一大特征。”（她指的是在選舉期間被提及的一項正在個別州醞釀施行的法案，該法案涉及違反有關生育權的相關內容。）

由此而言，新生命的意義在於給極權者的幻夢提供長期而有效的警告——並沒有什麽卑鄙的力量可以掌控一切。1936年，十九歲的夏洛特被錄取，成為柏林藝術學院唯一的一名猶太裔學生。對於招生委員會而言，將她招入學校，似乎意味著某種信任——認為她不會對純正的雅利安血統造成威脅。這是由於他們認為，如果給這個天賦異稟的女孩藝術上的許諾，她便會很好地控制自己的“私生活”。納粹十分擔心雜婚的後果，但他們對夏洛特卻是放心的。這顯然是可笑的——似乎極權者有辦法對女性的性欲進行控制（它的基礎來源於一種錯誤的性學觀點）。但在這荒唐觀點的背後，隱藏的是對女性身體——那不可控制之物——加以控制的企圖，這種企圖深植於極權者的邏輯之中。簡言之，女性的威脅性在於你永遠不知道她可能會帶來什麽，這顯然是莫大的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