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洪流（第4/16頁）

因為當時九一八事變已經發生，東北地區被日本人完全控制。考慮到德國與日本關系不錯，蘇軍總參謀部就選派德國共產黨黨員執行這樣一次送款的任務。最後兩位送錢的德共黨員都完成了這項頗具風險的任務，先後穿越中國的東北，抵達上海，把錢送到了佐爾格手裏。

這兩個人都是十年以上黨齡的黨員，一個叫赫爾曼·西伯勒爾，他晚年撰寫文章的時候還非常激動地回憶，安全到達上海以後，和在共產國際、蘇共、蘇軍總參謀部都大名鼎鼎的情報員佐爾格熱情擁抱的情景。另外一位送款員就是奧托·布勞恩，他就是後來所謂的“被共產國際派到中共的顧問”。

當年一個蘇軍總參謀部派到中國送款的送款員，怎麽就變成了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軍事顧問了？這裏面又有些什麽名堂呢？

68.送款員如何曲折變身為共產國際軍事顧問（上）

由蘇軍總參謀部派到中國的兩個送款員都完成了任務，兩人都是具有十年以上黨齡的德共黨員。

赫爾曼·西伯勒爾晚年撰寫文章時，還激動地回憶自己安全到達上海後，和佐爾格擁抱的興奮情景。而奧托·布勞恩，晚年寫文章卻板起了面孔，一個字也不提當年的秘密使命，也一個字不提佐爾格。只是含糊地說“1930年，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人員諾倫斯·魯格被捕，他辦公室裏的許多文件也被查出，只是當時對腐化的中國法官進行了賄賂，才使他免受死刑和處決”，不但說錯了被捕時間和人數，而且對自己與此事件的關系也守口如瓶。

奧托·布勞恩就是那個後來被稱為“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的李德。

他比佐爾格小4歲，卻比佐爾格早一年加入德國共產黨。他出生在德國慕尼黑，是工人起義中的積極分子，曾經為“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英勇戰鬥。在此期間他兩次被捕，第二次被捕後越獄成功，逃往蘇聯，1929年進入伏龍芝軍事學院。當共產國際的信使約瑟夫在新加坡被捕、英國警方發現牛蘭夫婦的地址時，他還是一名學員，在莫斯科伏龍芝軍事學院內規規矩矩地聽課。其後發生的事情對他來說便都是閃電式的了——剛剛畢業就分配到蘇軍總參謀部，剛剛分配到蘇軍總參謀部就被派遣來華。

他與理查德·佐爾格同一系統。區別就是，佐爾格已是蘇軍總參謀部內擔負重大使命的情報工作者了，而他還是個剛剛報到的送款員，擔任交通員一類的角色，到上海後便自然受佐爾格領導。

給佐爾格送款，是奧托·布勞恩在蘇軍總參謀部領受的第一個任務，也是最後一個。沒有人想到這位交通員一去不歸，在中國做起了“共產國際的軍事顧問”。

他來到中國，並非像自己所述的，受共產國際指派。

奧托·布勞恩來的時機正是20世紀30年代初，當時顧順章的被捕叛變，使中共中央面臨嚴重的困難。牛蘭夫婦被捕後不到一周，又有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叛變。中央特委三位領導人竟然有兩人被捕叛變，中共中央在此雙重打擊下，受到極大的損害。剩下的一位特委領導者周恩來也只有被迫隱蔽，於年底奔赴江西蘇區。

當時在上海並沒有明顯危險的王明則找出種種借口，先周恩來一步於1931年10月份去了莫斯科。留在上海的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已不足半數。

根據共產國際遠東局提議，在王明和周恩來離開之前，駐上海的中共中央改為臨時中央，何人出任臨時中央負責人，中共中央自行決定。

決定臨時中央負責人的會議，一種說法是在一家酒店開的，一種說法是在博古家裏開的。

博古當時年輕氣盛，熱情奔放，並不把眼前的白色恐怖放在眼裏。他又極富口才，善於作充滿激情的演講。六屆四中全會後，他出任團中央書記，因組織和鼓動的才能受到少共國際的表揚。在決定中共臨時中央人選的會議上，王明提議博古負總責，他一句“好，我來就我來！”毫無顧慮。這一年他24歲。事情就這麽定了下來。

在現在來看，24歲的年輕人，不過大學剛剛畢業，讀研究生的也就剛剛考研，但是24歲的博古已經是中共中央總負責人了。而且由於中共中央在上海受到損害，王明去了蘇聯，周恩來去了中央蘇區，中共中央主要的工作已經改變了，變成了蘇區的工作。而中共中央在蘇區的工作主要是進行革命戰爭。當黨的領導人，如果你不知道革命戰爭的規律，如果你不具有領導革命戰爭的經驗和資格，那你就很難做。

當時的情況是，各個蘇區正在開展如火如荼的武裝鬥爭。蘇區的工作已經上升為中國革命的主要工作了，而蘇區工作中的軍事問題，正在成為革命鬥爭中首要的、迫切的、關鍵的問題。組織一場真正的革命戰爭，是中國共產黨人面臨的最新考驗，那麽作為領導人，不懂軍事就無法擺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