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洪流（第3/16頁）

當時國民黨方面正苦惱跑掉了周恩來這條大魚，一聽有共產國際的“洋人俱樂部”，馬上高度興奮起來，迅速認定在上海租界被捕、操德語、國籍得不到確認的牛蘭夫婦，就是顧順章所說的“牛軋糖”——共產國際在上海的“洋人俱樂部”負責人。

1931年8月，牛蘭夫婦被“引渡”，在大批全副武裝的憲兵押解下由上海前往南京。

國民黨方面力圖以此為突破，一舉切斷中國共產黨的國際聯絡渠道，使共產國際的遠東聯絡體系癱瘓。在這種嚴峻的情況下，共產國際和聯共中央被迫做出反應，開始組織營救牛蘭夫婦。組織具體的營救工作，交給了蘇聯紅軍總參謀部遠東情報局的上海工作站。

67.“牛蘭夫婦案”引出李德身份之謎（下）

1931年夏天，南京國民黨軍事當局關押、審判外籍人士牛蘭夫婦的事件，一度成為當時的頭條新聞。直到1937年8月27日，日本侵略軍炮轟南京時，牛蘭夫婦才得以逃出監獄。

牛蘭夫婦被捕後，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曾全力開展營救。中共中央方面派出營救牛蘭夫婦的主要負責人是潘漢年，共產國際派駐在上海營救牛蘭夫婦的是佐爾格。

佐爾格是德國人，也是大名鼎鼎的蘇聯情報工作者。在“二戰”期間德國瘋狂進攻蘇聯的時候，包括在莫斯科保衛戰、斯大林格勒會戰的時候，由於佐爾格成功地搜集到了日本不會大舉進犯蘇聯的情報，及時向斯大林報告，使斯大林能夠從東方抽掉大量的兵力放在西部戰線，使莫斯科沒有被攻陷，而且蘇軍對德軍的反擊提前了。

這是佐爾格的情報對蘇聯的巨大貢獻。佐爾格由此被蘇聯的情報機構當做了一個雕像，認為他是蘇聯情報局有史以來最成功的情報工作者之一。甚至到了1964年，佐爾格還被赫魯曉夫追授了“蘇聯英雄”的稱號。

佐爾格與牛蘭有很多相似之處。

一是兩人年齡相仿。牛蘭生於1894年，佐爾格生於1895年。

二是兩人出生地相近。牛蘭出生於烏克蘭，佐爾格出生在高加索。

三是兩人的工作語言都是德語。牛蘭是因為在歐洲活動和在比利時、瑞士等國工作的需要，夫人又是通曉多門外語的語言天才；佐爾格的條件則更優越一些，父親是巴庫油田的德國技師，母親是俄國人，佐爾格3歲時就隨父母遷往德國柏林定居。

四是兩人參加革命的經歷也十分相似。首先，兩人都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而且表現英勇：牛蘭因此進入聖彼得堡軍事學校學習；佐爾格則在戰場上兩度受傷，獲得德國政府頒發的二級鐵十字勛章。其次，兩人都因戰爭而走向革命：牛蘭在推翻沙皇的二月革命中加入布爾什維克，十月革命中率隊攻打冬宮；佐爾格則在此期間加入了德國共產黨，並於1925年3月秘密取得蘇聯國籍同時加入了蘇聯共產黨。

現在兩個人都在上海，都是秘密工作者。雖然從屬不同，牛蘭負責共產國際在上海的聯絡站，佐爾格負責蘇軍總參謀部在上海的工作站；雖然牛蘭已成國民黨的階下囚，佐爾格依然是租界的座上客，但作為秘密工作者都深知工作的危險，更知救援的珍貴。

佐爾格的公開身份，是德國報紙《法蘭克福新聞》駐上海記者，主要研究中國農業問題。蘇軍總參謀部派佐爾格來中國，主要任務是針對日本。當時日本昭和軍閥集團已經崛起，其咄咄逼人的擴張野心，對蘇聯東部的安全構成日益嚴重的威脅。開展針對日本的情報工作變得迫在眉睫，具有越來越重要的戰略價值。但日本又是世界上公認的最難開展情報工作的地方。精明的佐爾格把他打入日本的跳板選在了上海。他一面在上海灘為《法蘭克福新聞》撰寫枯燥乏味的農業評論，一面精心構築上海工作站，作進入日本的各方面準備。該工作站後來被人們廣泛稱為“佐爾格小組”。很快還發展了兩個日本人，這兩人成為佐爾格後來去東京開展情報工作的重要幫手。

佐爾格當時就和潘漢年兩個人在上海，共同完成對牛蘭夫婦的營救。怎麽營救呢？當時佐爾格就向莫斯科建議，要求立即派專人送2萬美元到上海，用這2萬美元打通關節，完成營救。佐爾格向莫斯科報告說，中國的法院系統是相當腐敗的，用錢打通關節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當時蘇軍總參謀部馬上行動，為了保險起見，派了兩個人送錢。兩個人每人帶了2萬美元，實際上就是4萬美元。兩個人走兩條線路，而且兩個人互相之間都不知道另外有一個人還在完成與自己相同的事情。這樣確保即使有一人出了問題，另一人也能把錢送到；即使出了問題的人泄露口供，另一人也不會暴露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