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洪流（第2/16頁）

一是利用在租界內的各種合法身份，完成共產國際執委會以及遠東局、青年共產國際、赤色職工國際與中國共產黨和亞洲各國黨的電報、信件、郵包的接收與中轉；

二是為赴蘇聯學習、開會、述職的東方各國共產黨人辦理各種手續；

三是利用公開渠道接收共產國際從柏林銀行轉來的款項，分發資助中國及東亞各國的革命運動。

即使外行人也能從這些任務看出來，牛蘭夫婦負責的這個聯絡站，實際上是共產國際在遠東的信息流、人員流和資金流的轉換樞紐。正因關系重大，所以負責此事的人必須有豐富的經驗，行為必須分外謹慎。牛蘭夫婦完全符合條件。他們都在多個國家工作過，在上海他們持有多國護照，使用數個化名，登記了8個信箱、7個電報號，租用10處住所、兩個辦公室和一家店鋪，並頻繁更換聯絡地點，同時盡量避免與中國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直接接觸。

牛蘭到上海的最初一年多裏，不是到中國其他城市旅行，就是往來於上海和歐洲，疏通貿易渠道。後來夫婦二人搞了三家貿易公司，其中最大的大都會貿易公司資金雄厚，信譽也好，在上海商圈裏口碑頗佳。如果不是約瑟夫在新加坡被捕，如果不是約瑟夫違反規定在文件中存下上海的電報掛號和郵件信箱，牛蘭夫婦就不會暴露。

牛蘭夫婦被捕，聯絡站被破壞，使共產國際支援東方革命的信息、人員、資金轉運通道被切斷。禍不單行，牛蘭夫婦雖然口風很嚴，但是恰恰趕上了顧順章叛變。

66.情報要員叛變，中共主要領導人死裏逃生

牛蘭夫婦是共產國際在上海工作站的重要負責人，負責共產國際在遠東的信息流、人員流、資金流等工作。牛蘭夫婦被捕，使得共產國際在遠東的工作受到非常大的打擊。

當時，牛蘭夫婦隱蔽非常深，身份無法查實，工作性質也無法查實，租界當局無可奈何。

那時的上海有個特點，全世界的各種投機者使用各種合法的、非法的、地上的、地下的手段，淘金的、騙錢的，在上海比比皆是，遍布租界內外，見怪不怪。牛蘭夫婦被捕，從口供、身份辨別不出來要害證據。案子雖然棘手，但查無實據，只好放人。

但就在這個關鍵點出了大問題——中共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叛變。

顧順章在大革命時期擔任過上海工人武裝力量糾察隊副總指揮，一度是周恩來的得力助手。他在1927年八七會議被選為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委員，“六大”以後擔任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28年年底，中共中央成立中央特別任務委員會，領導特科工作。特科負責人是時任共產黨總書記的向忠發、中共中央實際負責人周恩來，第三人就是顧順章。顧順章對黨的秘密無所不知，無所不曉，他的叛變使中國共產黨面臨嚴重損失。

幸虧打入敵人內部、給徐恩曾做機要秘書的錢壯飛在顧順章叛變的第二天獲得情報，立即向周恩來報告。周恩來當機立斷，在聶榮臻、陳賡、李克農、李強等人的協助下，連夜布置中央機關和人員向外轉移。對此事聶榮臻同志有段回憶，說：“那兩三天非常緊張，恩來和我們都沒合眼，終於搶在敵人之前完成任務。”

當國民黨軍政人員按照顧順章的口供撲到上海，把各個據點一掃而光，絕大多數據點都沒有找到。後來，據說國民黨“中統”負責人陳立夫仰天長嘆：“活捉周恩來只差了5分鐘。”當然他說得太絕了，哪是差5分鐘，周恩來同志其實早就轉移了。

後來周恩來多次講過，要不是錢壯飛同志，我們這些人都會死在反動派的手中。

顧順章的叛變導致中共中央大轉移，直接促使周恩來於1931年12月上旬前往中央蘇區。雖然在周恩來的領導下，顧順章叛變的影響被減到最低，但損失還是難以避免。外面的人容易走脫，已被關在國民黨監獄的，危險就接踵而至了。

最典型的就是惲代英。

惲代英於1930年4月在公共租界被捕。他當時機智地抓破臉皮，化名王某，在監獄中並沒有暴露身份。在周恩來的指揮下，中央特委的營救工作頗見效果。老閘巡捕房的探長被塞上一筆厚禮“打招呼”，使惲代英獲得從輕發落，轉押蘇州陸軍監獄。江蘇高等法院的法官也被疏通了關節，準備將惲代英提前釋放。

周恩來已經派人到蘇州去給將出獄的惲代英送路費了，恰在此時顧順章叛變了，直接指認即將釋放的蘇州陸軍監獄“王某”是中共重要領導人物惲代英，導致惲代英最終遇害。

顧順章指認的另兩個人物就是牛蘭夫婦。

顧順章與牛蘭夫婦打過交道。1931年年初，共產國際派遣兩名軍事人員到上海，準備去中央蘇區做軍事顧問。牛蘭夫婦將此二人裝扮成傳教士，中國共產黨方面則由顧順章安排這兩人潛入瑞金。後來行動沒有成功，兩人返回上海後，牛蘭夫婦迅速將他們送上外輪離境。顧順章叛變後，立即指認了這件事。但由於牛蘭夫婦行事謹慎，不直接與中共地下工作者接觸，也包括顧順章本人。顧順章傾其腦袋瓜裏的所有，也只能供出共產國際在上海有一個“洋人俱樂部”，負責人是個綽號叫“牛軋糖”的德國人——牛蘭（Noulens）的發音與德文牛軋糖（Nougat）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