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洪流（第5/16頁）

面對這個結論，最不利的就是博古同志。

他作為一個出了家門，進了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校門，出了中山大學的校門，又進入中共中央機關門的領導者，搞過學運、搞過工運，但沒有搞過農運，更沒有搞過兵運，而當時能起決定作用的就是農運和兵運。博古沒有接觸過武裝鬥爭，這是他最為欠缺的一課。

恰好在這個時候，剛剛從軍事學校畢業的奧托·布勞恩到了中國。

奧托·布勞恩在蘇聯上學的時候就跟博古相熟，博古上莫斯科中山大學，奧托·布勞恩上伏龍芝軍事學院，兩個學校都在莫斯科。兩人在上海一見面就熟。而德國人佐爾格見了布勞恩，也有幾分親切。當時共產國際在上海站還有一位負責人，叫約爾特，也是德國人。

當時，送款員奧托·布勞恩、共產國際遠東局在上海的代表約爾特和蘇軍總參謀部在上海的代表佐爾格，這三個人湊在一起了。三個人可以說都是德國人（李德是奧地利人，但出生在德國），真是老鄉見老鄉，完成這樣一種歷史巧合。

布勞恩，也就是後來叫李德的這個人，與約爾特熟，與佐爾格熟，與博古也熟，當時一見，相談甚歡，談得很高興。送完款以後，另外一位送款員迅速地走掉了，布勞恩沒有走，留下來了。這一留時間還不短，從1932年一直留到1933年年初。他留下來一邊做些工作，一邊與博古聊天，兩個人就這樣相處了整整一年。

這一年的時間，兩個人就中國革命的很多問題交換了看法，怎麽評估蘇區武裝鬥爭，怎麽進一步發展這個鬥爭。至於具體聊了什麽，現在沒有第三個人知道。奧托·布勞恩也去世了，博古早在1946年就因飛機失事去世了。但不管怎麽說，在這段時間裏，博古對奧托·布勞恩建立了相當的信任。

這種信任，直接導致了一件事情——奧托·布勞恩最後變成了所謂的（我們在講到這個時一定要加“所謂”）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軍事顧問。

69.送款員如何曲折變身為共產國際軍事顧問（下）

當時博古最大的軟肋就是軍事知識、軍事能力不行，沒有這方面經驗。奧托·布勞恩是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的優等生，而且他在進入伏龍芝軍事學院之前，還在德國搞過武裝起義，頗有軍事經驗，這些理由使博古與奧托·布勞恩的關系迅速拉近。

1933年春天，中共中央在上海是明顯待不住了，必須撤到蘇區去。博古就撤到蘇區去了。博古動身之前想帶奧托·布勞恩一起去，奧托·布勞恩其實也想去，但他當時有自己的考慮。

到中國來，他不是軍事顧問，他是一個送款員，為解救牛蘭夫婦，送2萬美元是他的任務。博古想把他拉去，是作為私人顧問，還是作為共產國際的顧問，當時沒有明確，所以他就不願意去。他希望什麽呢？就像中國人講的，你要給我正名，給我正式的名分，我到底是一個什麽樣的名分？

奧托·布勞恩當時如果跟博古一起去蘇區，在身份認同上有個非常明顯的缺陷，他是蘇軍總參謀部的人，不是共產國際的人，他是蘇軍總參謀部派到中國的送款員，不是共產國際指定到這兒來當軍事顧問的。所以，當博古想把奧托·布勞恩帶到蘇區去的時候，他就提出一個條件，要有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發出的相應指示。意思很明顯：你博古說了不行，得共產國際說了才算，我去是以什麽樣的身份去？這是關鍵。

奧托·布勞恩心裏很清楚，他想憑借這個指示完成自己的身份轉換。

情況並不像他想象的那麽簡單。博古連續向莫斯科發了幾封電報，共產國際遠東局在上海的負責人約爾特也發了幾封電報，但是共產國際的答復遲遲不來。

共產國際的答復為什麽遲遲沒有來？

共產國際有自己的經驗。

共產國際從20世紀20年代中期對中國革命給予了極大的重視，先後有不少的人物被派到中國來指導革命，這些來的人有成功的，有不那麽成功的，也有失敗的。

不管怎麽說，每一位被派遣的人，都是經過共產國際慎重考慮的。

維金斯基是共產國際派到中國來的第一個代表。他當時在“南陳北李”之間穿針引線，推動了中國共產主義小組的建立。從這個意義上講，共產國際代表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馬林是共產國際派到中國來的第二個代表。馬林參加了中共“一大”，而且在當時會上出現意外，有陌生人進來的時候，馬林及時警告全體會議代表，說地點已經暴露立即轉移。大家當時還不太情願，被迫聽取了馬林的意見轉移了，結果當法國巡捕沖進來抓人的時候，已經人去屋空。馬林要求提前轉移，這個建議是以他豐富的地下鬥爭經驗總結出來的，使中國共產黨避免了在成立初期便可能遭受到的一次重大打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