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洪流（第6/16頁）

所以說，共產國際代表派駐中國，不能一概說都是來犯錯誤的，指導都是不對的。依照歷史唯物主義觀，他們有不對的地方，但是他們也有為中國革命作出貢獻的地方。維金斯基和馬林都是這樣，而且作出貢獻的，並不止他們倆人。

70.共產國際代表在中國革命的洪流中如何從神變回人

鮑羅廷是第三個共產國際派駐中國革命的顧問。

鮑羅廷來華5年，大革命時期在中國政壇上舉足輕重、影響深遠，曾經被稱為“廣州的列寧”，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是鮑羅廷在指導中國革命時過於相信蔣介石，使中國革命吃了很大的虧，也使中國共產黨最終沒有武裝起來，吃了非常大的虧。後來，他犯了錯誤被調回到蘇聯去了。

鮑羅廷之後還有米夫。米夫當時是布爾什維克黨內著名的中國通，他最早提出了在中國農村可以建立農民蘇維埃，他還最早提出了關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等這些提法。今天看來，米夫當時也就是一個20多歲的布爾什維克黨人。米夫提拔王明等犯了很大的錯誤，但是米夫認識到在中國農村成立蘇維埃、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等，這是他對中國革命作出的一些力所能及的貢獻。

還有另外一個代表羅米那茲。羅米那茲後來提議撤銷毛澤東同志的政治局候補委員職務，毛澤東同志在八七會議剛剛被增補為政治局候補委員，一個半月後就被撤職了。羅米那茲作為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代表，他指責毛澤東，讓你帶部隊打長沙你沒有打，你把部隊拉到井岡山去了，是右傾逃跑。他以這個理由把毛澤東的政治局候補委員撤職了。

羅米那茲在中國革命指導中當然是犯了很大錯誤，但是這個共產國際的代表對其指導的八七會議，還是有一定貢獻的，可以說有不小的貢獻。八七會議的政治報告就提出來，武裝暴動開展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這對中共中央轉變方針起到了特定的積極作用。

從維金斯基開始，馬林、鮑羅廷、米夫、羅米那茲這些人都是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老資格的革命者。連老資格的革命者在中國都犯了這樣那樣的錯誤，所以從羅米那茲之後，派駐中國的共產國際代表，被共產國際規定，只能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不再享有決定權了。

像鮑羅廷那樣目空一切的決定權不復存在，實際上從1927年之後共產國際再也沒有派所謂的全權代表來到中國。那麽為什麽又突然之間蹦出了這麽一個沒有經過共產國際特別訓練，甚至對東方革命連一個粗淺的了解都沒有的蘇軍總參謀部軍事學院的畢業生？

這個畢業生在畢業當年就來到中國充當軍事顧問，怎麽會出現這樣的現象？他當年來中國是幹什麽的？為了解救牛蘭夫婦送錢來的。當時連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正式代表都不具有決定權了，又從哪裏冒出來這麽一個能夠直接指揮、全權指揮蘇區紅軍的顧問呢？問題到底出在哪兒？我們說，最終我們誰也怪不了，問題還是出在中國人身上。

71.博古助推奧托·布勞恩變身李德

李德之所以能夠成為所謂共產國際駐中國的軍事代表，從反映出的總體情況來看，是個騙局。

李德不是共產國際的代表，那麽他怎樣完成這個身份的轉換呢？

1933年春，博古去了中央蘇區，他比奧托·布勞恩去得要早。他本身想動員奧托·布勞恩跟他一起去。奧托·布勞恩並不缺乏去蘇區的勇氣，他也有自己的決心，冒著生命危險也可以。作為德國共產黨黨員，曾經多次從危險中脫身的國際革命者，他是不害怕冒險的，但是就像我們前面講過的，他主要擔心自己的身份。

所以他向博古提出一個條件，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發出一個相應的指示。

奧托·布勞恩的這個要求還是很巧妙的，要求共產國際發出一個相應的指示，就是要憑這個指示完成他的身份轉換，但是事情並沒有想象的那麽順利。

奧托·布勞恩後來寫的回憶錄裏講，約爾特和博古因此向莫斯科發出了幾封電報，具體發出了幾封他也說不清楚。隔了一段時間，一直到博古臨離開上海到中央蘇區之前，才收到共產國際一個正式的，但是帶點兒含糊意義的電報。

這個電報的全文就這麽一句話：奧托·布勞恩作為沒有指示權力的顧問，受支配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就這麽一句話。

這句話是一句非常重要的話。奧托·布勞恩想憑借共產國際的指示給他完成身份轉換，但是這封唯一指明奧托·布勞恩身份的電報，並沒有幫助他完成身份轉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