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嚴酷的篩選（第4/8頁）

別說一般軍官，就是國民黨代總統李宗仁不也照樣回來了嗎？中國大陸改革開放那麽多年，國民黨內地位比他高的人來來去去多少個，誰也不像他這麽謹慎多慮。

他必須謹慎多慮，如果人們知道他的真實身份的話。

他就是當年的大叛徒龔楚。

龔楚到香港後，似乎覺得有幾分不保險。後來他被子女接往美國的亞特蘭大。對共產黨領導的那片土地，他要離得越遠越好。

位置越遠，感情越近。

身體越遠，靈魂越近。

龔楚是片落葉，身居海外，卻一直緊緊盯著那片布滿他喜怒哀樂的土地，一直盯到雙目失明。

他一直在等待，等待得既無言，又長久。他眷戀自己的故鄉，又深知自己給共產黨帶來的傷害。看著別人先後返鄉，他心潮難平。一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不再追究新中國成立前原國民黨軍政人員刑事責任之後，他才下了回鄉的決心。

1990年9月13日，年過九旬的龔楚回到故鄉廣東樂昌。63年前的1927年，他在這裏組織農民運動，擔任中共樂昌支部書記；41年前的1949年，他卻在這裏擔任國民黨的保安司令，率殘部向共產黨投誠。

63年過去了，41年過去了，現在樂昌縣人民政府在長來鎮為他修建了一幢兩層樓房。他住進去後寫了三封信，一封給鄧小平，一封給楊尚昆，一封給王震。海外歸來的龔楚，在信中向當年紅軍中的這些同事、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重要領導人表示敬意和問候。他還給鄧小平單獨發了一封電報，報告他已返回故鄉。他從百色起義開始就與鄧小平一起共事。鄧小平任紅七軍政委時，龔楚先任紅七軍參謀長，後任紅七軍軍長。

《羊城晚報》海外版報道，鄧小平在北京親自給他掛了電話。

龔楚當年曾在自己的家鄉給朱德、陳毅帶路尋找根據地，那是一個共產黨員給自己的隊伍帶路。他後來又給陳濟棠、余漢謀帶路誘捕項英、陳毅，那是一個共產黨的叛徒給敵人帶路。

“朱、毛、龔”中的朱、毛都不在了，項英、陳毅也不在了，陳濟棠、余漢謀同樣不在了，剩下他龔楚。

入黨與脫黨，忠貞與叛變，打白軍與打紅軍，投降與再投降，出走與回歸，人生90年對他來說，變成了一劑難以下咽的至苦之藥。

失明的龔楚什麽也看不見了，卻能顫抖地緊握著話筒，聽著話筒那一邊當年紅七軍政委、現在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聲音，涕淚縱橫。

1995年7月，95歲的龔楚在故鄉樂昌縣長來鎮家中去世。

一個人的生死，不過一劫，萬劫不過是形容而已。“一失人身，萬劫不復，不是小事。”有些禪語聽來竟像警鐘。

39.張國燾相對毛澤東的“巨大優勢”

我們前面講到了大叛徒龔楚，這裏再講黨內的另一個大叛徒——張國燾。張國燾在黨內的任職、資歷比龔楚還要高很多。

毛澤東在中央蘇區取得了農民出身將領的衷心擁護，張國燾在鄂豫皖蘇區也取得了農民出身將領的衷心擁護，兩個人領導的蘇區都獲得了很大的發展。中央蘇區在毛澤東領導下，鼎盛時期紅軍兵力超過10萬，張國燾領導的鄂豫皖蘇區轉移到川北蘇區時達到了8萬多人。兩個人還有一個共同點，就是講話都極富鼓動力，毛澤東的講話，語言直入普通將士、普通民眾的心裏，張國燾也是這樣。

張國燾剛開始在北大當學生的時候，據他回憶，他演講是不行的。他在北大上學時就擔任講演部部長。五四運動中一次街頭演講，聽眾一開始有100多人，張國燾和同學喊得聲嘶力竭、滿頭大汗，只有位老牧師站在一旁一直耐心聽到最後，約他們去其住處傳授演講技術。他單刀直入地告訴這些疲憊不堪的學生，他們的講詞不夠通俗：你們只講了主義，只講了信仰，只講了你們心中的東西，沒有和民眾的切身利益聯系起來，所以民眾不聽你們的。沒有從大眾的切身問題說起，也沒有將人民受痛苦的根源和愛國運動聯系在一起，因此賣力不小，聽眾卻不一定完全領悟。

就是這位老牧師使張國燾第一次明白，演講不僅要靠激情，還要靠技巧。這對張國燾影響至深。

張國燾和毛澤東還有一個非常相像的地方，就是兩人都要走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此前我們黨的領袖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等，可以說都是在共產國際籠罩下進行工作，始終沒有擺脫共產國際的指示、電文。毛澤東要走適合中國國情的自己的道路，張國燾也是如此。

兩人早年曾在北大相遇，比較起來，張國燾在北大的地位比毛澤東要高得多。

毛澤東1919年進入北大，當時還是他的老丈人楊昌濟把他介紹給李大釗的。毛澤東被安排在北大圖書館當助理員，同時正在爭取旁聽生的資格。張國燾不但是北大理工預科三年級學生，而且是學生中的風雲人物，後來還成為北大學生會主席，正在發起組織“國民雜志社”。每天晚上，他的房間都是“左翼”同學聚集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