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嚴酷的篩選（第6/8頁）

7月10日，毛、周、朱致電張國燾，切盼紅四方面軍各部速調速進，分路迅速北上，“勿再延遲，坐令敵占先機”，並望他速到蘆花集中指揮。

同日，張國燾致電中共中央，親自提出“宜速決統一指揮的組織問題”。

這實際上就是一種半攤牌的表示，不解決組織問題，一、四方面軍便很難聯合行動。張國燾利用其在四方面軍中舉足輕重的權威，要求進行組織調整，要求在領導集體中處於主導地位。

一方急著北進，一方毫不著急，“王顧左右而言他”。

情況越來越緊急。

7月16日，中央紅軍攻下毛兒蓋。張國燾不僅不執行計劃，按兵不動，並再次提議由四方面軍政委陳昌浩擔任紅軍總政委。

陳昌浩是留蘇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回國後為鄂豫皖根據地的建設也作出了很大貢獻。

7月18日，陳昌浩致電中共中央，提出由張國燾任中革軍委主席，朱德任前敵總指揮，周恩來兼參謀長，“中政局決大方針後，給軍委獨斷專行”，不這樣“集中軍事領導”，便“無法順利滅敵”。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也準備作些組織調整。

這段時間毛澤東很少說話，很少表態，分外謹慎。他面對的不是紅軍長征前博古、李德這樣對中國革命規律毫不知曉、對中國社會基本不太了解的人物。毛澤東與他們鬥爭，遊刃有余。但張國燾通曉中國社會的情況，而且對根據地建設作出很大貢獻，還領導一支強大的武裝力量。這種情況與毛澤東當時在擔架上與王稼祥、張聞天商量怎麽開一個會議，改變博古和李德的錯誤領導而積極進行活動的形勢完全相反。

張聞天的夫人劉英1986年回憶說：“毛主席當時的想法是，既要盡量考慮滿足他的要求，但軍權又不能讓他全抓去。所以考慮讓張國燾擔任紅軍總政委的職務，當時同擔任總政委的恩來商量時，恩來一點兒也不計較個人地位，覺得這麽安排好，表示贊同。”

總政委是一個非常關鍵的位置，權力很大。在紅軍領導體制中，總政委具有最後決定權。方面軍的總指揮擬訂了作戰方案，總政委最後予以核準，也可以推翻，重新擬訂方案。毛澤東曾長期擔任紅一方面軍的總政委，其權威非常大。

周恩來再一次為大局負重。既然四方面軍人多槍多，既然張國燾認為不做人事調整無法順利滅敵，無法北進，為顧全大局，周恩來讓出了紅軍總政委一職。

這個讓步是很大的。

遵義會議後、魯班場戰鬥前成立的“三人軍事領導小組”即毛、周、王三人團至此終結。

蘆花會議是一個新的分歧點。

張國燾在會上表情嚴肅。“國燾同志擔任總政治委員，軍委的總負責者。”他清清楚楚地知道：實力正在發揮作用。張國燾在會上提出要提拔新幹部，中央委員會還要增加新人。毛澤東說提拔幹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這麽多人集中在中央，下面也需要人，張國燾便不再堅持自己的要求。

張國燾不用堅持，他相信實力會繼續產生作用。

對實力的依賴，會把他帶向哪裏呢？

兩大主力紅軍剛剛會師的時候，紅軍總兵力達10余萬，士氣高昂。《紅星報》以《偉大的會合》發表社論，稱兩軍會師“是歷史上空前偉大的事件，是決定中國蘇維埃運動今後發展的事件”，“是五次戰役以來最大的勝利”，“是中國蘇維埃運動新的大開展的基點”。

誰能想到前面等待的，竟然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分裂局面？

當紅軍走到毛兒蓋的時候，張國燾召開緊急幹部會議，宣布中央執行的是“機會主義”路線，要求將四方面軍的十幾個幹部分別批準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及書記處書記；同時指責遵義會議是調和主義，要求博古退出書記處與政治局，周恩來退出軍委，不達目的不進兵。

矛盾空前尖銳化，張國燾想攤牌了。

分裂已成定局。

紅軍長征經過那麽多艱難險阻才與四方面軍會合，誰也沒有想到新的危機產生了——一、四方面軍分裂。

在一、四方面軍的分裂中毛澤東講了一句話，張國燾是個實力派。

張國燾後來犯錯誤，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一切從實力開始。中央紅軍與四方面軍會合，政治局委員的比例、中央委員的比例、中革軍事委員會的比例都要體現在實力上，這是造成一、四方面軍分裂的重要原因。

當然，說張國燾一開始就想讓四方面軍與中央紅軍分裂，一開始就想另立中央，我覺得這也不是實事求是的，也不是客觀的。

41.毛澤東作好了去與蘇聯接近的地方求生存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