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嚴酷的篩選（第2/8頁）

中國革命呈現出空前的慘痛性。

到了中央紅軍長征後，共產黨仍舊面臨著這樣的局面。

紅十軍團軍政委員會主席方志敏、紅十軍團團長劉疇西、中華蘇維埃教育人民委員瞿秋白、贛南軍區政治部主任劉伯堅等人，都被敵人捕獲槍殺。

中華蘇維埃工農檢察人民委員何叔衡（何叔衡與毛澤東同志同為中共“一大”湖南的代表）、中央軍區政治部主任賀昌等人，在戰場上犧牲。

新中國同齡人都記得這三部作品，方志敏的《可愛的中國》、瞿秋白的《多余的話》、劉伯堅的《帶鐐行》，都是他們在鐵窗中對中國命運的思索。

是文學，也是歷史，更是一腔熱血。

國民黨南昌行營有如下記載：

“截至本月底（注：1935年3月底），江西清剿軍先後在於都、會昌俘紅軍六千余人，步槍手槍兩千余支，機關槍五十余挺。在瑞金俘紅軍三千余人，掘出埋藏步槍身八千支，機關槍二百余挺，炮身十余門，迫擊炮十余門，圖書三十余箱，銅錫兩百余擔。”

與犧牲伴隨的是工農紅軍轉移前後一批人的叛變，歷史作為洪鐘，默默接納著，又默默展示著這千千萬萬令人驚心動魄的嬗變。

我們看看從1930年到1934年期間所出現的叛徒。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叛變，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上海中央局負責人李竹聲、盛中亮被捕叛變。這些叛徒可絕不僅僅是一般的人物。這些人都是中央政治局以上的人物。

中央紅軍在1934年進行戰略轉移的前後：

中央軍區參謀長龔楚叛變；

紅十六軍軍長孔荷寵叛變；

湘贛省委書記陳洪時叛變；

閩浙贛省委書記曾洪易叛變；

閩北分區司令李德勝叛變；

閩贛分區司令宋清泉叛變；

贛粵分區參謀長向湘林叛變；

閩贛分區政治部主任彭佑叛變；

紅十軍副師長倪寶樹叛變；

瑞金遊擊司令部政委楊世珠叛變。

我們可以看到，中央蘇區軍以上幹部叛變的也不少，這就是我們講到任何革命都有投機。

中國革命沒有投機嗎？中國革命也有很多人投機，甚至是數量不少的人投機，但是投機中國革命，要走到底太難了，因為中國革命的這種生死考驗太多了。

這些人堅持到了這麽高的職務，最後還是堅持不住，紛紛叛變。中國革命所呈現的這種大浪淘沙，可能超越任何國家。

這就是新中國奠定的時候帶出的是一支非常精銳的隊伍的原因。這種篩選太厲害了，是非常嚴酷的篩選。

37.紅軍第一叛將龔楚的人生悲喜劇

在所有叛變中，最為嚴重的就是中央軍區參謀長龔楚的叛變。龔楚何許人也？

龔楚是廣東樂昌人，1924年在廣州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早在1925年6月，他就受中共廣東區委派遣，赴廣東省農民協會從事農運工作，後來又回到自己的家鄉樂昌，成為在該地區有重要影響的共產黨人。

1927年年底到1928年年初，朱德、陳毅率南昌起義軍余部想輾轉於粵北進入湖南，遇見的第一個共產黨員，就是龔楚。

朱德回憶說：“我們脫離範部，從韶關北上，計劃去湘南找一塊根據地。這時龔楚已來到我們部隊，便由他引路帶我們到了宜章縣的楊家寨子。”

井岡山鬥爭時期，有軍民運動經驗又有軍事工作經驗的龔楚，成為紅四軍前委委員、二十九團黨代表，其威望和地位在紅軍中也算屈指可數。

1928年6月，湖南省委致信紅四軍軍委，前委書記由毛澤東擔任，常務委員會由三人組織——毛澤東、朱德、龔楚。有一段時期，中央和湖南省委給紅四軍前委的信都是稱“朱、毛、龔”的。這就是龔楚當時的地位。

龔楚不但在井岡山與毛澤東、朱德建立了很深的合作關系，在百色起義時又與鄧小平建立了很深的合作關系。1929年12月龔楚參加廣西百色起義。起義後即宣布成立紅七軍，軍長張雲逸，政治委員鄧小平，參謀長是龔楚。由於龔楚是從井岡山過來的，熟知紅軍的建軍經驗及政治工作制度，給紅七軍的建設的確帶來不小幫助。龔楚後來擔任的職務也閃閃放光：他在繼李明瑞之後任紅七軍軍長，然後是粵贛軍區司令員、紅軍總部代總參謀長、贛南軍區司令員。

紅軍主力長征後，陳毅起初連個明確的職務都沒有，龔楚卻出任了中央軍區參謀長。

這樣一個人物的叛變，對紅軍長征後中央蘇區留守力量的嚴重影響可想而知。

龔楚的叛變出現得很突然。1935年2月，他奉命率一部分紅軍去湘南開展遊擊戰爭。5月在湖南郴縣黃茅地區遭到粵軍襲擊，隨後叛變投敵。陳濟棠給他一個少將“剿共遊擊司令”的職位，調一支40多人的衛隊歸他指揮，要他到贛粵邊去誘捕項英、陳毅。龔楚將自己的叛變隱蔽得很巧。10月中旬，他把衛隊扮成紅軍遊擊隊，在北山龍西石地區和粵軍余漢謀一支部隊假打一陣，“擊潰”了“敵人”，在龍西石出了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