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火種（第4/6頁）

這樣的表態也沒有搞完，村外山頭上發現敵人尖兵，會議匆匆散了。

分頭撤退途中，隊伍被敵人沖散。連給周恩來擡擔架的隊員也在混亂中溜走了，身邊只剩下葉挺和聶榮臻。三個人僅葉挺有一支小手槍，連自衛的能力都沒有。若不是遇到中共汕頭市委書記、周恩來的老朋友楊石魂搭救，三位真是生死難蔔。

聶榮臻回憶這段經歷時說：“那條船，實在太小，真是一葉扁舟。我們四個人——恩來、葉挺、我和楊石魂，再加上船工，把小船擠得滿滿的。我們把恩來安排在艙裏躺下，艙裏再也擠不下第二個人。我們仨人和那位船工只好擠在艙面上。船太小，艙面沒多少地方，風浪又大，小船搖晃得厲害，我們站不穩，甚至也坐不穩。我就用繩子把身體拴到桅杆上，以免被晃到海裏去。這段行程相當艱難，在茫茫大海中顛簸搏鬥了兩天一夜，好不容易才到了香港。”

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在總結南昌起義經驗與教訓時，講過幾段話，“南昌起義後的主要錯誤是沒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針，起義後不該把軍隊拉走，即使要走，也不應走得太遠，但共產國際卻指示起義軍一定要南下廣東，以占領一個出海口，致使起義軍長途跋涉南下，終於在優勢敵兵的圍攻下遭到失敗”，“它用國民革命左派政府名義，南下廣東，想依賴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沒有直接到農村中去發動和武裝農民，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農村根據地，這是基本政策的錯誤”。

這就不僅是當年所說的“戰術錯誤”、“情報疏忽”、“政治工作懈怠”和“民眾工作犯了極大的錯誤”了，而涉及方向和道路的選擇問題。

1965年毛澤東會見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主席艾地時，也談到南昌起義。他對周恩來說，你領導的那個南昌起義，失敗以後，部隊往海邊撤退，想得到蘇聯的接濟，那是“上海”，不是“上山”，那是錯了。周恩來馬上接過來說，是錯了，主席上了井岡山，是正確的。

應該再補充一句：幸虧南昌起義的部分部隊也上了井岡山。想得到蘇聯接濟的起義部隊主力，在“上海”過程中失敗了。但“上山”的那部分力量，則成為了中國工農紅軍戰鬥力的核心。

27.朱德同志如何保存革命火種

天心圩軍人大會是保留八一南昌起義隊伍最關鍵的一次會議。這次會議實際上相當於把最後走到天心圩的800余名軍人，做最後的整編。

在天心圩的軍人大會上，朱德首先站出來，他在大會上講，大革命失敗了，我們的起義軍也失敗了，但我們還是要革命的，同志們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強。

朱老總當時專門舉了一個例子，他說：我們今天革命就像俄國的1905年一樣，俄國人1905年革命失敗了，1917年他們就成功了，我們今天就是俄國的1905年，我們也有我們的1917年，現在是我們最關鍵的時刻。朱老總還講，中國革命現在失敗了，但黑暗是暫時的，我們只要保存實力，革命就有辦法。

朱老總的信仰像火焰一樣點燃了剩下來的幹部、戰士的信心，堅定了剩下的幹部、戰士的信仰。

後來陳毅同志講，朱老總講了兩條綱領：第一，共產主義必然勝利；第二，革命必須自願。這兩條綱領成為後來革命軍隊政治工作的基礎。這800余人就在朱德激情和信心的鼓舞之下最後穩住了，由喪魂落魄者眼中的殘兵敗將變成了一堆可以燎原的“火種”。

後來，參加井岡山早期鬥爭的譚震林同志說了句非常深刻的話。他說留在三河壩的那部分力量假如不能保持下來上了井岡山，而井岡山只有秋收暴動那一點力量很難存在下去，因為秋收暴動的主力是湖南的農軍和留洋的學生，戰鬥力不行，軍事素質比較差。譚震林同志沒有參加八一南昌起義，他在井岡山秋收起義的隊伍裏。

所以譚震林同志經常講，八一南昌起義隊伍上井岡山之前我們在井岡山都是守勢，守住山頭就不錯了，下山去打這個打不過，打那個也打不過，戰鬥力非常弱。而八一南昌起義隊伍一旦上山，因為帶來起義軍的隊伍，軍官大多數是黃埔軍校畢業，士兵都是北伐時候鐵軍的隊伍，軍事素質好，作戰有一套辦法，使井岡山戰鬥力大增。

朱毛會師上井岡山之後，井岡山的隊伍戰鬥力上來了，當大家都萬念俱灰的時候，當大家都不信革命能夠成功的時候，朱德同志這種信心和信仰，最終發展成為支撐八一南昌起義隊伍最關鍵的力量。

我們可以想象，如果八一南昌起義隊伍沒有朱老總個人的這種威望，個人的信仰號召，這800余人散掉了，八一南昌起義整個隊伍蕩然無存，整個成果就沒有了，這對中國後來的革命的影響是無法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