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火種（第3/6頁）

這是非常嚴重的消息，周恩來同志、聶榮臻同志去了香港，葉挺同志去了南洋，賀龍同志去了湖南，劉伯承同志去了上海。當時從南部跑回來的一些官兵講：“主力都散了，我們不是主力還在這幹什麽？我們也散夥算了。”

部隊面臨一觸即散的架勢。當時如果沒有朱老總，這支隊伍很可能就潰散了。

在關鍵時刻，首先站出來的是朱德。

朱德說隊伍不能散，主力打散了，但我們不能散，我們還有人，還有槍，有人、有槍就有辦法。

後來很多當時留在三河壩的同志回憶，部隊勉強聽取了朱德的意見，非常勉強。因為部隊不是他的，是葉挺的二十五師，朱德只是負責指揮。葉挺主力在南下作戰全軍覆沒，二十五師走投無路，這個老同志說他有辦法，大家姑且跟他幹幹，看他有什麽辦法。

隊伍勉強沒有散。

南昌天氣非常熱，部隊雖然擺脫了追敵，但常受地主武裝和土匪的襲擊，不得不在山谷小道上穿行，在林中宿營。起義隊伍穿短衣短褲，跟著朱老總走，一直走到10月底，走到江西安遠天心圩，隊伍還是短衣短褲，沒有備裝、沒有食品、沒有藥品、沒有彈藥、沒有給養，越走人心越散，越走隊伍越散。

楊至成上將後來回憶說：“每個人都考慮著同樣的問題：現在部隊失敗了，到處都是敵人，我們這一支孤軍，一無給養，二無援兵，應當怎樣辦？該走到哪裏去？”

各級幹部紛紛離隊。

一些高級領導幹部，有的先辭後別，有的不辭而別。

七十五團團長張啟圖後來在上海寫了一份《關於七十五團在南昌暴動中鬥爭經過報告》，向中央陳述當時情況：“師長、團長均逃走，各營、連長亦多離開。”

2000多人的三河壩隊伍走到最後只剩下800余人。後來中央接到報告，報告中寫到南昌起義部隊的窘境，師長、團長均逃跑，各營、連長直接離開。師以上軍事幹部只剩朱德一人，政工幹部一個不剩，團級軍事幹部只剩王爾琢，政工幹部只剩陳毅，隊伍面臨一哄而散之勢。

在這個中國革命最關鍵的時刻，八一南昌起義的火種，28 000多人的八一南昌起義隊伍，最後上井岡山的只剩800余人。

這800余人能不能保留下來？

對喪魂落魄者來說這800余人是殘兵敗將。

對胸懷大志者來說這800余人是一堆可以燎原的火種。

人數都放在這兒了，作為領導、革命者，你怎麽認識這個隊伍？

很多人動搖了，很多人撤走了，很多人轉移了，很多人放棄了。

在最關鍵時刻站出來的又是朱德，在天心圩的軍人大會上，朱德首先站出來穩住了這支隊伍。

26.周恩來如何總結南昌起義的經驗與教訓

南昌起義在軍、師兩級設立了黨代表，團、營、連三級設立政治指導員。這一體制到1927年10月底崩潰，所有師以上黨的領導人均已離隊，只剩一個團級政治指導員陳毅。

軍事幹部也是如此。師團級軍事幹部只剩一個七十四團參謀長王爾琢。

領導幹部如此，下面更難控制。

營長、連長們結著夥走，還有的把自己部隊拉走，帶一個排、一個連公開離隊。

剩下來的便要求分散活動。

林彪帶著幾個黃埔四期畢業的連長找陳毅，現在部隊不行了，一碰就垮，與其等部隊垮了當俘虜，不如現在穿便衣，到上海另外去搞。

後來人們把這段話作為林彪在關鍵時刻對革命動搖、想當逃兵的證據，其實言之過重了。在當時那種局面下，地位比林彪高且不打招呼就脫離隊伍的人比比皆是。很多走的人都如林彪所想，不是去上海便是去香港“另搞”。若說都對革命前途悲觀失望也許太重，起碼對這支行將潰散的武裝能有多大作為不抱信心。

1927年10月3日，前敵委員會的流沙會議，是轟轟烈烈的南昌起義的最後一次會議。

會議由周恩來主持。他當時正在發高燒，被人用擔架擡到會場。郭沫若回憶說，周恩來“臉色顯得碧青。他首先把打了敗仗的原因，簡單地檢討了一下。第一是我們的戰術錯誤，我們的情報太疏忽，我們太把敵人輕視了；其次是在行軍的途中，對於軍隊的政治工作懈怠了；再次是我們的民眾工作犯了極大的錯誤”。

可以想見，當時周恩來是怎樣一種心情。

別人的心情也是一樣。周恩來報告後，“葉、賀部隊”的葉挺說：“到了今天，只好當流寇，還有什麽好說！”黨史專家們後來解釋，葉的所謂“流寇”，是指打遊擊。賀龍則表示：“我心不甘，我要幹到底。就讓我回到湘西，我要卷土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