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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他非常好，”卡佳說著，“他寫了一封長信給我，告訴我一切順利。他病了，但我相信他現在一定已完全康復。他說有許多的事要和你討論。在莫斯科書展舉辦期間，會專程去拜訪你。他想要很快地見到一些準備妥當的手稿，就算是只有一頁也好。我認為這麽做可能有危險，但他顯然已經等得非常不耐煩。他要你提供有關書名、翻譯，甚至插圖的建議。我想他已經差不多可以說是一位典型的獨裁作者了。他會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把所有事情都搞定，並且找一間公寓，好讓你們倆在那兒會面。他希望能夠自己做一切安排，你能想像有這種事嗎？我想你一定對他影響很大。”

她伸手在袋子裏找著。一輛紅色的車停在樺樹林的另一頭。但精神奕奕的她似乎什麽也沒有看見，自顧自地說著：“我個人以為他的作品不久之後就會被人認為是多余的。限武談判進展得如此快速，跨國合作的氣氛又如此的濃烈，那些悲慘的事件很快就會成為歷史，被人遺忘了。自然，美國人還是會不斷地懷疑我們。但是只要我們能夠合作，我們就會把軍隊完全裁減掉，而兩國也就可以聯手起來預防未來世界上發生的各種問題。”她一口氣說完，不給別人任何說話的余地。

“如果我們把所有的武力都裁掉，又如何防範未來世界上可能發生的任何問題？”巴雷反駁道。結果，他的魯莽換得了對方的一個白眼。

“巴雷，我想，你的思想既西化又消極，”她一邊從她的袋子裏拿出一個信封，一邊反駁道，“告訴葉可夫說我們需要在人性上做試驗的是你，不是我。”

巴雷注意到那個信封上沒有郵票，也沒有郵戳。只有用西裏爾文寫的“卡佳”。筆跡很像是歌德的，但誰又能確定呢？他突然覺得有一種緊張的感覺透過了頭部和肩膀，像是一種毒藥，又像是一種即將發作的過敏現象。

“他已經痊愈了嗎？”他問道。

“你們在列寧格勒相會的時候，他很緊張嗎？”

“我們兩個人都很緊張。是天氣的關系。”巴雷回答道，但他仍然在等她的答案。他感到微醉了，一定是剛才吃了什麽東西才讓他有這種感覺。

“是因為他病了。就在你們兩人見過面之後，他因為嚴重的體力不支而病倒了。他的病來得非常突然，而且非常的嚴重，甚至連他的同事都不知道他不見了的時候是到什麽地方去了。他們為他擔心死了。他信得過的一位朋友告訴我說他們擔心他可能已經死了。”

“我還不知道他還有信得過的朋友。”

“他曾經指定一位朋友做你們之間的聯絡代表，他自然也有其他的朋友可以為他做其他的事情。”她抽出那一封信，但並沒有給他。

“這和你以前告訴我的不太一樣。”他一面與自己生出的層出不窮的懷疑搏鬥，一面很無奈地說道。

聽了他的話，她絲毫不為所動。“一個人交朋友時，最忌諱的就是交淺言深。每個人都需要保護自己，這是正常的啊！”

“說得也是。”他同意她的說法。

安娜已經畫完了自畫像，迫不及待地等著別人的稱贊。在畫裏，她把所采到的花都給描畫在屋頂上。

“好極了！”巴雷叫道，“你告訴她我會把它掛在我的壁爐上面。只有那個地方才配掛她這幅畫。在那個地方，左邊有安西雅的一張滑雪照，右邊有海爾駕駛帆船的照片。安娜的這張自畫像可以掛在中間。”

“她問海爾多大了？”卡佳說道。

他真得想一想了。他先得回想海爾是哪一年生的，然後現在又是哪一年了，然後再在耳朵的嗡嗡聲中費力地做一下減法。

“啊！現在嘛……海爾是二十四歲了。但是我擔心他結婚結得很草率。”

安娜失望了。當卡佳恢復與巴雷的交談後，她以責備的眼神看著他們。

“我一聽到他失蹤了，馬上就通過我通常用的渠道，試著和他聯絡，但是都沒有成功。我那時的心情真是低落到了極點。”她終於還是把那封信拿給了他，她的眼睛亮出快樂和解脫的光芒。就在他把信接過去的當兒，手有意無意地蓋住了她的手，而她也讓他這麽做了。“然後，八天之前，也就是你從倫敦打電話來的兩天後，是星期六，伊格打了電話到我家來，說：‘我有一些藥要給你。我們一塊喝杯咖啡，順便把藥給你。’‘藥’是我們之間的暗號，它指的是信。他的意思是要把葉可夫的信拿給我。我既驚又喜，上一次收到他的信已經是幾年前的事了。你看，就是這封信！”

“伊格是什麽人？”巴雷說道。他故意把聲音放大，好壓住他自己腦袋裏的喧囂。

這封信有五頁，是用一般有錢人都買不到的上好白紙寫的。他的字跡工整。巴雷沒有想到歌德還會寫這種傳統樣式的文件。卡佳收回了她的手，輕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