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萊爾（第4/8頁）

“你不得不佩服他。六個月之內就把整個運動給改了頭、換了面。幹部、組織、口號完全煥然一新。之前他們都是一群烏合之眾，什麽亂七八糟的人都有，但現在卻成了一個有教養的、高學歷的團體。他不要衣著隨便的群眾，不要社會主義那一套胡說八道，除非那是從大學生嘴巴裏講出來的。卡費爾德很聰明，懂得容忍那些大學生。他也知道攻擊警察的和平主義者和攻擊和平主義者的警察之間只有一線之差。但最重要的是，巴巴洛薩是穿幹凈襯衫，擁有化工博士學位的。巴巴洛薩博士先生，他們現在都這麽喊他。在德國，經濟學家、歷史學家、統計學家、律師都是受高度尊崇的，又特別是律師——你知道律師有多麽不合邏輯嗎？律師是德國的偉大導師，一向都是如此。但不包括政治家，他們一點都不受人尊敬。而在卡費爾德看來，他們當然都是議會代表制有多差勁的最好證明。卡費爾德可不想要任何人代表他，敬謝不敏。他的追隨者呐喊要求的是沒有約束的權力——更多的權力，不用負責任的權力。這是民主的終點，不是起點，你明白嗎？”他說，語氣裏帶著一種與他無精打采神態完全不相稱的自信。“我們和德國人都經歷了民主，但沒有人因此誇獎我們。我們推了德國人一把，但沒有德國人因為得到民主感謝我們。現在我們從另一邊繞出來了。民主只有在一個階級系統裏才可能存在，它是要由特權階級恩準的——這就是現在民主搞不下去的理由。民主只是封建時代和自動化時代之間的電光石火，已經過去了。還剩下些什麽呢？選民和國會是脫節的，國會和政府是脫節的，而政府則與每一個人脫節。沉默的政府——他們的標語是這樣控訴的。異化的政府。我想這個用不著我來告訴你，因為它是一種英國的產物。”

他停下來，希望特納有所響應，但特納仍然陷在思緒裏。那些外國記者在他們的長桌子那頭爭辯著些什麽。其中一個威脅說要揍另一個，第三個人則揚言要把他們兩個的頭撞在一起。

“我不知道我在為什麽辯護，或者我代表的是誰？但誰又知道？他們在倫敦對我使眼色說：‘一個紳士應該為國家著想而撒謊。’我回答說：‘我願意，但先得告訴我需要隱瞞的真相是什麽。’他們連一絲想法都沒有。在外交部外面，可憐的大眾都以為我們有一本鍍金的書，封面寫著‘政策’兩個字……老天，要是大眾知道了會怎樣？”他把杯中的葡萄酒一飲而盡，“也許你知道他們的政策？我被認定應該通過最少的摩擦去獲取最大的利益。但他們所謂的利益又是什麽意思？大概我們是合該走向衰落的。也許英國也需要一個卡費爾德，一個新的莫斯利42？愛的反面不是恨，而是冷漠。冷漠是我們這裏的日常飲食。歇斯底裏的冷漠。再來一點白葡萄酒吧。”

“你想可不可能，”特納說，眼睛仍然凝視著山丘，“西布克龍已經知道了黑廷的事？會不會是這件事讓他們對我們產生敵意？這是不是可以解釋他對我們的額外關注？”

“待會兒，”萊爾靜靜地說，“在一群小孩子面前不適合談這個。”

太陽升到河的正上方，把它染得像一只金黃色的大鳥：雙翅延展，覆蓋整個河谷。河面上蹦跳著愉快的亮光。交代過侍者把他最好的兩瓶威士忌送到網球場花園之後，萊爾就以優雅的步伐走過一張張空桌子，走向側門。餐廳中央那群記者此時陷於沉默，每個人都因為喝多了酒而悶悶不樂，各自攤在皮革椅子裏，大剌剌等著新的政治災難的刺激。

“可憐的人，”萊爾走出戶外以後說，“你到哪裏出差都會碰到我這種人嗎？我猜我們這種人都喜歡把滿腹牢騷傾倒給陌生人。到頭來我們說不定都會變成一個小號的卡費爾德：愛國的中產階級虛無主義者。在你看來一定很恐怖。”

“我必須到他的房子看看，”特納說，“這樣才能找出真相。”

“你的要求被駁回，”萊爾心平氣和地說，“西布克龍在那裏派駐了警力。”

時間是下午3點。一個白色的太陽掙破了浮雲。他們坐在花園的大遮陽傘下，手裏拿著白蘭地，看著一些外交官的女兒在網球場的紅土地上打球和嬉笑。

“我懷疑普蘭什科是個壞蛋。”萊爾說，“很久以前他是我們的人脈，後來卻不再理睬我們。”他打了個哈欠。“他從前是個相當危險的人物，是個政治海盜。沒有什麽陰謀會完全跟他無關。我會過他好幾次。他目前隸屬自由民主黨——那是各種失意政客的大本營，裏頭有一些很怪的怪胎。”

“但他曾經是朋友。”

“你很天真，”萊爾懶洋洋地說，“像利奧一樣天真。我們可以認識一個人一輩子而沒有成為朋友，也可以認識一個人五分鐘就成為一輩子的朋友。普蘭什科有那麽重要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