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人名堂 16（第3/6頁）

我們學會了預料他們的舉動。就像禽獸，我們的生存本能變得高度敏銳。營內的人丁數目就是最可靠的預警指標。營裏人太滿了，他們就該選人殺了，從來沒有發出過什麽警告。點名過後，他們命令我們在營區的大路上排好隊，等待著門格勒和他的篩選小組，等待著一次或生或死的機會，去證明我們還有幹活的能力，還有活下去的價值。

篩選過程延續了一整天。有些人根本沒機會站在門格勒的桌前接受篩選，他們早就被黨衛軍的虐待狂“選中”了。有個名叫陶布的虐待狂，他就喜歡讓我們“做鍛煉”，據說是為了讓我們在選官面前更強壯。他強迫我們做俯臥撐，接著他會命令我們把臉埋在淤泥裏，挺著不許動。陶布有個特殊的手段，專門用來懲罰那些忍不住挪動的女孩子。他會用腳踩住她的頭，將全身重量壓上去，踩碎她的頭骨。

最後，我們來到“法官大人”面前。他上下打量我們，記下我們的編號。張嘴，張大下巴。舉起胳膊。在這個汙水坑一樣的地方，我們努力地保持健康，然而根本做不到。誰要是喉嚨疼，就可能被送去毒氣室。藥膏是寶貴的，怎麽能浪費在猶太人身上。所以，手指劃傷了也可能被門格勒選送到毒氣室。

如果我們通過了目測，我們的法官大人還要最後搞一道測試。他指著一道陰溝，說：“跳吧，猶太人。”我來到溝前，鼓起全身氣力一跳。落在另一邊，就能活，至少可以活到下一次的死亡篩選；如果掉進溝裏，那我就得被拋上平板車，開往毒氣室。我第一次經歷這種瘋狂的時候，心想：我是德國的猶太裔女孩，來自柏林的體面人家，父親是著名畫家，為什麽要去跳這道溝？那次過後，每次我除了想跳到對岸去，雙腳站穩，再沒別的想法。

羅莎是我們這個新家庭裏第一個被選去的。她不幸染上了瘧疾，病得很重，偏巧趕上一次“大選”。門格勒眼光專業，逃不過去的。羅吉娜求那魔鬼把她也一起選去，這樣她的姐姐就不用在毒氣裏孤單死去。門格勒微笑著，露出兩排牙齒間的縫隙：“你很快也會去的，不過你還能再工作得稍久些。到右邊去。”平生第一次，我慶幸自己沒有姐妹。

羅吉娜不吃東西了。他們打她的時候，她也似乎渾然沒有知覺。她已經邁過了那條線。她已經死了。下一次選人的時候，她耐心地等候在隊伍裏，熬過了陶布的“鍛煉”，逃過了踩碎頭顱的厄運。當她最終來到選官的桌前，她撲向門格勒，想用一把勺子的勺柄紮穿他的眼睛。—名黨衛軍開槍打中了她的腹部。

門格勒顯然是怕了：“別為她浪費毒氣！把她扔進火裏！用她填煙囪！”

他們將羅吉娜拋上一輛推車。我們看著她走遠，祈禱著她到達火葬場之前就早些死去……

1944年秋，我們開始聽得見俄軍的槍炮聲。九月，集中營第一次響起了空襲警報。三周過後，警報又響起來，營區的高射炮第一次開了火。同一天，位於第四火葬場的特遣隊暴動了。他們用斧頭和錘子攻擊了黨衛軍警衛，在火葬場放起了火，後來就被機槍鎮壓下去了。一周後，炸彈落在營內。我們的“主子”們開始表現出焦灼。他們看起來不再是那麽不可戰勝，有時候甚至顯得有些害怕：這給我們帶來了一種快感和微小的希望，毒氣屠殺停止了。他們依舊殺人，不過他們必須親自動手了。被選出來的囚徒在毒氣室裏或在第五火葬場附近被槍殺。很快，他們就開始拆除火葬場。我們幸存的希望越來越大了。

從那年秋天到冬天，處境惡化了。食物不足，每天都有許多婦女暈倒、餓死、累死。傷寒帶走了很多人。到了十二月，盟軍的炸彈落在了法本公司的合成燃料和橡膠廠裏。幾天後，盟軍又進攻了，不過這一次炸彈投在比克瑙城內的黨衛軍診所的營房裏，炸死了五名黨衛軍。集中營的衛兵越發躁怒，越發難以預料。我躲著他們。我盡量把自己藏起來。

新年到了，1944變成了1945。我們能感覺到奧斯威辛正在死去。我們禱告著詛咒它死得快些。我們討論著該做什麽。我們該不該等著俄國人來解放我們？我們該不該嘗試逃跑？如果我們成功越過鐵絲網，又該往哪裏去？波蘭的農民恨我們，和德國人沒什麽兩樣。我們等著吧。此外還能做什麽呢？

到了一月中，我嗅到了煙味。我順著營房的門向外望，營區裏到處是熊熊燃燒的篝火。這氣味很異樣。這是第一次，他們燒的不是人。他們燒的是紙——他們在燒自己的罪證。紙灰在比克瑙飄飛著，如同雪花：兩年來我第一次露出微笑。

1月17日，門格勒走了。快終場了。午夜過後不久，做了一次點名：我們被告知，整個奧斯威辛集中營將會撤空。帝國依然需要我們的身體，健康的人步行撤離，生病的留在原地聽天由命。我們排好了整齊的隊伍，五人一列，撤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