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人名堂 16

艾琳·艾隆見證錄：1957年3月19日

我無法講出我所看到的全部。我不能。那是對死者的虧欠。在那些所謂優等種族手裏，我們受了什麽樣殘酷的虐待，為了多活一天，我們當中有些人又做出了什麽樣的事情，這些我也不會全都講出來的。除了親身經歷過的人，沒人能真的體會那是什麽樣的狀況，我是不會再一次讓那些死者蒙羞的。我只能告訴你們我所做的事情，還有那些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我在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比克瑙分營度過了兩年，整整兩年，一天不差，可以說是一個小時也不差。我的名字叫艾琳·艾隆。曾經用過的名字是艾琳·弗蘭克爾。以下是我1945年1月所看到的，關於比克瑙死亡之旅的情況。

要想明白死亡之旅的悲慘，你必須理解此前發生的一些事情。你也聽到過別人講的故事，我要講的沒太大不同。同其他人一樣，我們坐的是火車。我們那趟車夜半時分從柏林出發。據他們說，我們是去東邊，去做工。我們相信了他們。我的父親維克多·弗蘭克爾是位畫家，他在行李中帶了一本素描簿，一些鉛筆。在此之前，他被解除了教師的職務，並被納粹宣布為“墮落分子”。他的絕大多數作品都被沒收焚毀了。他還盼著到了東邊，納粹能恢復他的教師工作。

當然，車廂裏不會有座位，連水和食物也沒有。我記不清旅程延續了多久。我也忘記了那期間太陽升起落下了幾次，記不得多少次駛入又駛出黑暗。沒有廁所，只有便桶——一個便桶，六十個人用。你可以想象，我們忍受的是什麽樣的環境。你也可以想象得出，那是一種怎樣無法忍受的氣味。想象一下，我們有些人經歷了把人逼瘋的待遇之後，會采取一些什麽手段。在旅程第二天，一位站在我身邊的老婦人死去了。我替她合上眼，為她祈禱。我守著我的母親漢娜·弗蘭克爾，以為她也會就這麽死去。火車尖叫著停在一座車站的時候，我們已經死了近一半的人。有人在祈禱，還有些人感謝上帝，因為他們以為總算結束了。

此前，我們在希特勒的魔爪下已經生活了十年。我們經歷了紐倫堡法案的迫害，經歷了水晶之夜[1]的噩夢，我們眼看著一座座猶太教堂被焚毀。盡管如此，門閂落下，車門拉開的時候，我還是沒有做好迎接眼前那一幕的準備：我看到一根高高的、尖尖的磚紅色煙囪，濃濃的黑煙從裏面噴出來。煙囪下面有一座建築，裏面閃出憤怒的、跳動的火光。空氣裏彌散著一種可怕的氣味，我們分辨不出那是什麽，到今天它還在我鼻孔裏回蕩。在月台上有一塊標牌——奧斯威辛。當時我就知道了，我來到了地獄。

“猶太人，出來，出來！”一個黨衛軍一鞭子抽在我大腿上，“從車裏滾出來，猶太人。”我跳上了冰雪覆蓋的月台。我站了多日，全無氣力，雙腿一彎就跌了下去。那個黨衛軍又揮起了鞭子，這一次抽在我的肩上。那種痛楚是我以前從沒遭遇過的。不過，我還是忍住了沒哭出來。我想幫著我母親下車，那個黨衛軍把我推開了。我的父親跳下月台，隨即癱倒。我母親也是一樣。和我一樣，他們被鞭子抽打著站了起來。

一些穿條紋睡衣的人擠上了火車，開始動手槍我們的行李，將東西往車下扔。我當時想，這些瘋子是些什麽人，我們就帶了這點可憐的東西，還要來搶？他們就像是瘋人院裏出來的，剃光了頭，皮包骨的臉，滿嘴的牙齒都爛了。我父親轉身對黨衛軍說：“看哪，這些人在拿我們的東西。制止他們！”那個黨衛軍漠然地回答說，這不是要偷我們的東西，只是為了送去整理。一旦我們的宿舍分配好了，行李會跟著送來。我父親還向那黨衛軍道了謝。

他們用棍棒和鞭子把我們分隔開，男歸男，女歸女，又要求我們五人一隊排列整齊。我當時還不知道，在今後的兩年裏，我都必須這樣，走在五人一列的隊伍裏。我想法子讓自己排在了母親身邊，我想要拉住她的手。一名黨衛軍揮棒打在我胳膊上，把我們隔開了。我聽見了音樂，某個室內樂隊正在演奏舒伯特。

隊列的盡頭是一張桌子和幾名黨衛軍軍官。其中一人尤為顯眼。他有一頭黑發，皮膚是雪花石膏的顏色。他的面孔生得英俊，還帶著悅人的微笑。他的制服熨燙得很平整，馬靴在月台的燈光下閃閃發光。他戴著手套，潔白無瑕。他用口哨吹著《藍色多瑙河》的旋律。至今，我還不由自主地聽見這聲音。後來，我知道了他的名字。他叫門格勒，是奧斯威辛的首席醫生。誰能夠做工，誰應該立即進毒氣室，都是由門格勒決定的。右邊的生，左邊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