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中央咖啡館的男人 5（第3/5頁）

“那你呢？”

克萊恩把頭一偏——我呢？同樣的命運，不同的結果。1942年6月在阿姆斯特丹被捕，關押在韋斯特博克中轉營，然後一路向東，來到了奧斯威辛。在車站的月台上，正當饑渴欲死的時候，傳來了一個聲音。那是個穿著囚衣的男人，他問道，車上有沒有音樂家？克萊恩掙紮著發出聲音，猶如溺水之人抓住了一條救命的纜繩。我是個小提琴手。他告訴那個身穿條紋獄服的人。你有樂器嗎？他舉了舉那只破舊的琴箱——這是他從韋斯特博克帶出來的唯一一件東西。跟我來吧。今天你交好運了。

“我的幸運日，”克萊恩空洞地重復著，“接下來的兩年半，超過一百萬同胞灰飛煙滅，而我和同事們卻在演奏音樂。我們在車站的坡道上演奏，為的是制造一種錯覺，讓新來的囚徒認為這是個宜人的地方。那些活死人走向毒氣室赴死的時候我們會伴奏。伴著無休止的點名，我們也要演奏。早晨，奴隸們上工時我們也得演奏。下午。他們蹣跚著走回營房，眼裏一片死寂，我們也要伴奏。甚至執行死刑之前，我們還得伴奏。到了星期日，我們會為長官和他的僚屬演奏。不斷有人自殺，我們的樂隊一直在減員。很快，我不得不去物色新的音樂家填補身邊的空座。”

有一個星期天的下午——“大約是1942年夏天吧，不好意思，阿戈夫先生，我記不得具體日期了。”當時克萊恩完成了演奏，正在回營房的路上。一名黨衛軍軍官從後面趕上來，把他打倒在地。克萊恩爬起來，立正站好，回避著黨衛軍的逼視。盡管如此，他還是看清了那張臉，而且記得自己曾見過此人一次。那是在維也納，在猶太移民署的中央辦公室。不過當時他穿著一套精致的灰色正裝，就站在阿道夫·艾希曼的身邊。

“這位武裝黨衛軍的二級突擊隊大隊長告訴我，他要做個試驗，”克萊恩說，“他命我演奏勃拉姆斯的《G大調第一號小提琴和鋼琴奏鳴曲》，我從琴盒裏取出提琴，開始演奏。一位難友從旁邊走過，大隊長請他說出我所奏作品的名字。難友說他不知道。大隊長拔出手槍，射穿了難友的頭。他又找到另一名囚犯，提出了同樣的問題。這位優雅的樂手拉的是什麽曲子？就這樣持續了一個小時。答對曲名的人就能撿回一條命。答不對的，他就打爆那人的腦袋。等他結束試驗的時候，我腳下已經躺了十五具屍體。飽飲猶太人鮮血的饑渴消解之後，這家夥陰沉地微笑著走了。我和死去的人們並肩躺著，為他們祈禱。”

克萊恩陷入了長時間的沉默。接著，一輛汽車在街上呼嘯駛過。克萊恩擡起頭，又開口了。如何將奧斯威辛的邪惡同戰爭索賠處的爆炸案關聯在一起，加百列還不是很確定。不過到目前為止，他對故事接下來的走向已經有了一種清晰的預感。克萊恩繼續沿著時間軸講下去，用拉馮的話說，這叫一次取一片瓷器一一奧斯威辛虎口幸存，解放，他回到維也納……

戰前，猶太社區計有十八萬五千人，他說道。六萬五千人在大屠殺中殞命。一千七百個破碎的靈魂在1945年掙紮著回到維也納，迎接他們的卻唯有公開的敵意和新一輪反猶太主義浪潮。那些在德國槍口下逃出去的人，卻在返鄉的路上遭遇了重重阻礙。他們要求經濟賠償，然而得到的回應卻只有沉默，或是譏諷著把皮球踢給柏林。克萊恩回到了第二行政區的老家，發現家裏已經住著一戶奧地利人。他要求他們離開，卻遭到拒絕。他花了整整十年時間才把他們磨走。至於他父親的紡織品生意，卻是永遠不能恢復了，也再沒人努力去恢復過。朋友們鼓動他去以色列或美國，克萊恩拒絕了。他發誓要在維也納住下去，做一個活生生的、能呼吸能行走的紀念碑，紀念那些受驅趕、被屠殺的人們。他把自己的小提琴丟在了奧斯威辛，此後也再沒演奏過。他先在一家紡織品商店裏做文員維持生計，後來又做了保險推銷員。1995年，為紀念二戰結束五十周年，政府決定向奧地利的猶太幸存者支付每人約六千美元的賠償金。克萊恩給加百列看了支票——始終沒有提現。

“我不要他們的錢，”他說，“六千塊？賠什麽？我父母親？我兩個妹妹？我的家園？我的財產？”

他把支票摔在桌上。加百列偷看了一眼自己的手表，發現已經淩晨兩點半了。克萊恩開始縮小範圍，向主題逼近。加百列竭力克制著不去催他，唯恐這位處於脆弱狀態的老頭兒，被人一推就跌倒在地，再也爬不起來了。

“兩個月前，我在中央咖啡館喝咖啡。人家給了我一個很舒服的座位，靠著一根柱子。我點了一份法利賽咖啡。”他頓了頓，揚了揚眉毛，“你知道法利賽咖啡嗎，阿戈夫先生？咖啡加奶油，同一小杯朗姆酒一起端上來。”他說對不起，因為自己沾了酒精，“當時是下午，接近傍晚了，你了解吧，天又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