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中央咖啡館的男人 6

維也納

“改善奧地利政黨聯盟”擁有一整套高貴光鮮的行頭裝飾，然而它的宗旨卻無藥可救。它的所在地是一座兩層的倉庫式建築，位於第二十行政區，又老又破，熏黑的窗戶俯瞰著一道鐵路。工作區是敞開式的，空間共享，暖氣根本發揮不了作用。加百列第二天早上來到這個地方，發現大部分年輕的工作者都穿著厚毛衣，帶著毛線帽。

雷娜特·霍夫曼是這個團隊的法律總監。早上動身之前，加百列已經以葛迪恩·阿戈夫的身份給她打過電話，對她說了前一天晚上與麥克斯·克萊恩會晤的事情。雷娜特匆忙答應與他會面，然後就掛斷了，似乎是不想在電話裏討論這件事。

她有一個隔間充作辦公室。加百列受邀進來的時候，她正在打電話。她用一支鉛筆的筆尖指了指一張空椅子，示意他坐下。片刻後，她結束了電話，站起來向他打招呼。她個子很高，衣著比其他員工都更為考究：黑色的毛衣和裙子，黑襪，黑色平底鞋。她的頭發是亞麻色的，長未及肩，她的肩膀又方又闊。頭發從兩邊分開，自然地下垂，遮在面前，於是她一邊用右手同加百列堅定地握了手，一邊伸左手撥開礙事的發綹。她的手指上沒有戴戒指，顏色動人的臉上也沒有施用任何化妝品，身上除了散發出煙味以外，也沒有香水味。加百列猜想，她應該還不到三十五歲。

他們再次坐下來，她問了一連串突兀的、律師做派的問題：你認識伊萊·拉馮多久了？你怎麽找到麥克斯·克萊恩的？他對你說了多少？你什麽時候到達維也納的？你都和誰會過面？你同奧地利當局討論過此事嗎？同以色列大使館的官員呢？加百列感覺自己有點像庭審時的被告，不過他還是盡可能禮貌地據實作答。

雷娜特·霍夫曼“審訊”完畢，又懷疑地打量了他一陣。接著她突然站起身，將一件灰色大衣披上了寬闊的肩頭。

“咱們去走走吧。”

加百列看了看熏黑的窗戶，發現外面正下著雨夾雪。雷娜特·霍夫曼將一些文件塞進皮包，一甩手將包搭在了肩上。“相信我，”她說，似乎感覺到了他的懷疑，“走走會更有益的。”

雷娜特·霍夫曼走在奧加敦公園冰封的步道上，一邊向加百列解釋了她是如何成為伊萊·拉馮在維也納最重要的資源的。從維也納大學畢業時，她是班裏最拔尖的學生。後來她就職於奧地利國家公訴人辦公室，出色地工作了七年。五年前，她辭職了，對朋友和同事說她一直渴望做個自由從業者。其實，她是下了決心，再也不能為這樣的政府工作了，因為它只會考慮國家和有權勢者的利益，而不是想著如何維護正義。

促使她下決心的，是惠勒的案子。惠勒是個聯邦警察的偵探，最喜歡刑訊逼供，屈打成招，有位尼日利亞難民就是這樣不明不白地死在了羈押所。雷娜特·霍夫曼打算起訴他，因為這個尼日利亞人生前受過捆綁，口中被塞過東西，還有證據證明他曾反復遭受拷打並窒息。她的上級卻有意袒護惠勒，並把這個案子銷了。

雷娜特對於體制內的抗爭感到厭倦了，於是她決定從外部展開攻勢。她開了一家小小的律師行，只為維持生計，卻將大部分精力和時間貢獻給了“改善奧地利政黨聯盟”——這是一個改革者的團體，旨在振奮國人，避免奧地利陷入政治失憶，忘卻納粹主義的教訓。同時，她還同戰爭索賠處的伊萊·拉馮結成了默契的聯盟。雷娜特·霍夫曼在關聯體系內部依然有不少朋友，都是些真能幫得上忙的朋友。這些朋友能讓她接觸到重要的政府文档，而這些又恰是拉馮得不到的。

“為何這麽神秘？”加百列問道，“為何不願意在電話裏說？這麽糟糕的天氣為何還要在公園裏走這麽長的路？”

“因為這是在奧地利，阿戈夫先生。很明顯，我們的工作在奧地利社會的許多人群眼裏是不受歡迎的，就像以前伊萊的工作也不受歡迎。”她發覺自己說了“以前”，自覺並不妥當，立即說了抱歉，又道，“這個國家的極右派不喜歡我們，他們在警察和安全部門中有不小的勢力。”

她伸手抹去一張公園長椅上的冰雪碎屑，他倆都坐了下來。“伊萊大約兩個月前找到我。他對我說了克萊恩的事情，還講了中央咖啡館裏的那個男人：沃格爾先生。我不大相信，不過為了幫伊萊一個忙，我答應至少去查查看。”

“你發現了什麽？”

“他名叫路德維格·沃格爾，是一家公司的董事長，公司的名字叫多瑙河谷貿易和投資集團，成立於六十年代初。當時的奧地利剛剛脫離戰後被占領的狀態。他做的生意就是引進外國產品，為願意來這裏投資的外國企業提供本地服務，尤其是針對美國和德國公司。七十年代奧地利的經濟起飛，沃格爾恰好充分利用了自身的條件。他的公司為數以百計的項目提供了風險資本。目前，在奧地利許多最盈利的公司裏，他都擁有比例可觀的股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