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中央咖啡館的男人 6（第2/3頁）

“他有多大年紀？”

“他是1925年出生的，在上奧地利的一個小村鎮裏，隨後在當地一座天主教堂裏受了洗。他的父親是位普通的勞工，顯然當時他的家庭非常貧窮。路德維格十二歲的時候他的一個弟弟死於肺炎。兩年後他的母親死於猩紅熱。”

“1925年？那麽1942年的時候他只有十七歲，黨衛軍突擊隊大隊長絕不會這麽年輕吧。”

“不錯。根據我掌握的資料，他在戰爭期間並不在黨衛軍中。”

“什麽樣的資料？”

她壓低了聲音，同時俯身靠近他。加百列嗅到了早晨的咖啡味兒和她呼出的氣息。“在我的上一份工作中，有時候會調閱一些奧地利國家档案館的档案。我至今在裏邊還有聯絡人，都是些在適當條件下樂意幫忙的朋友。我同其中一名線人通了電話，他很熱心地復印了路德維格·沃格爾在一支國防軍服役時的档案。”

“國防軍？”

她點點頭：“根據國家档案館的档案，沃格爾於1944年應征入伍，當時他十九歲，隨後被派往德國去保衛第三帝國了。他在柏林戰役中同俄國人打過仗，而且僥幸活下來了。在戰爭的最後時刻，他逃到了西線，向美國人投降。他在柏林南邊的一處美軍拘押所服過刑，後來成功脫逃，回到了奧地利。他是從美軍那裏逃出來的，這一點卻沒給他帶來任何麻煩，因為從1946年起，直到1955年簽訂《奧地利國家條約》為止，沃格爾一直是美軍占領當局的非軍事雇員。”

加百列目光銳利地審視著她：“美國當局？他做的是什麽樣的工作？”

“他從總部的一個文員做起，最後成了美方和奧地利新建政府之間的聯絡官員。”

“婚否？有子女嗎？”

她搖搖頭：“一輩子單身。”

“他遇到過什麽麻煩嗎？比如財務方面的異常、民事訴訟，或者其他？”

“他的底子異常幹凈。我在聯邦警署還有一個明友。我請他調查過沃格爾，他一無所獲，這倒是件不尋常的事。你想，每一個有些聲望的奧地利人都會在警察那兒留下案底，可是路德維格·沃格爾沒有。”

“你對他的政治立場有何了解？”

雷娜特·霍夫曼花了很長時間，仔細查看了四周，這才答道：“我向線人問了同樣的問題。這幾位聯絡人都在維也納比較激進大膽的報紙和雜志社裏就職，他們是決不會同政府沆瀣一氣的。最後發現路德維格·沃格爾是奧地利國民黨的主要財政支持者。事實上，他就是彼得·梅茨勒競選經費的源頭。”她停頓了一陣子，點上了一支煙，她的手凍得發抖，“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關注我們這裏的大選，不過只要今後三周內沒有戲劇性的變化，彼得·梅茨勒就要成為奧地利下一屆的總理了。”

加百列靜靜地坐著，消化著剛剛聽來的訊息。雷娜特·霍夫曼吐出一口煙，隨即將香煙丟進了汙濁的雪堆裏。

“你剛才問我為什麽這種天氣還要出來散步，阿戈夫先生。現在你知道為什麽了。”

她毫無征兆地突然站起來，邁步就走。加百列也站起來，跟著她。你得穩住，他心想。推理很有趣，前後情節也容易引人聯想，不過這一切都沒有佐證，更沒有一條站得住腳的鐵證。根據國家档案館的档案，路德維格·沃格爾絕不可能是麥克斯·克萊恩所說的那個大隊長。

“有沒有可能沃格爾知道伊萊正在調查他的過去？”

“我考慮過這一點，”雷娜特·霍夫曼說，“我猜想國家档案館或是聯邦警察把我在調査他的事情透露出去了。”

“就算路德維格·沃格爾就是麥克斯·克萊恩在奧斯威辛看到的那個人，距離犯罪時間已經過去六十年了，現在能把他怎麽樣呢？”

“在奧地利？沒什麽大不了的。在處理戰犯的問題上奧地利的歷史記錄乏善可陳。我的看法是，這裏其實已經成了納粹戰犯的避難所。你有沒有聽說過海因裏希·格羅斯醫生？”

加百列搖搖頭。海因裏希·格羅斯，她說，是位醫生，就職於斯珀格朗地的一家專治殘障兒童的診所。戰爭期間，這家診所成了一間安樂死中心。在這裏，納粹的主張得到了實踐——帶有所謂“病理性遺傳基因”的人都要在這裏予以“斬草除根”。有接近八百名兒童在這裏遇害。戰後，格羅斯成了聲名顯赫的兒童神經科專家。而他的研究所用的腦組織，許多都來自斯珀格朗地診所的受害者。一直以來，他將這些組織存放在一處龐大的“腦庫”裏。2000年的時候，奧地利聯邦檢察官終於決定將格羅斯繩之以法。他受控參與九項斯珀格朗地診所的謀殺罪，被帶到了被告席。

“開庭一個小時後，法官認定他患有輕度癡呆，不具備當庭受審的條件。”雷娜特說道，“他的案子被無限期地擱置了。格羅斯醫生對他的律師露出了微笑，走出了法庭。在法院樓梯上，他對記者談起了自己的官司。很明顯，格羅斯醫生當時的神志非常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