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12月初，我接到了有生以來最重要的一個消息。

我有個朋友莉莎·惠勒，在費爾斯通圖書館做圖書管理員。她告訴我紐約一家文學雜志《簽名》的編輯要在拿莎樓做一場演講。這份雜志現在已經停刊了，但在當時，盡管發行量有限，還是頗受好評的。莉莎知道我想發表作品，就替我弄到了一張邀請函。她提議我在演講過後和那個編輯聊聊，讓他讀讀我寫的故事。我不算害羞，但也不愛出風頭，所以接下來的三天，我都在惴惴不安中度過，不知道該做什麽。最終，在勞拉的不懈堅持之下，我挑了三篇短篇小說，和簡歷一起放在信封裏，然後將它夾在胳膊底下去了演講現場。

***

我到的時候還早，邊等邊在樓前抽了根煙。禮堂外，鉛灰色的空氣裏回蕩著烏鴉的叫聲，它們在附近的樹上築巢。

雪又開始下了，禮堂入口處的兩只青銅獅子好像點綴在巨大蛋糕上的杏仁蛋白軟糖，上面撒滿了白色糖霜。一個穿著燈芯絨夾克，手肘處打著皮革補丁，戴著一條領帶的男人走過來向我借火。他用一根骨質或者象牙做的長煙鬥抽自己卷的煙，用大拇指和食指捏著煙鬥，像個愛德華時代[1] 的花花公子。

我們攀談起來。他問我怎麽看這次演講的主題，我坦陳自己並不知道演講會講些什麽，只是想把自己的短篇小說給那位《簽名》雜志的編輯。

“挺好的。”他邊說邊向空中吐出一團藍灰色的煙。他蓄著細長的鉛筆尖狀的胡須，有點兒滑稽。“你的小說是講什麽的？”

我聳聳肩。“很難說清楚。我還是更喜歡有人讀它們，而不是談論它們。”

“你知道嗎？威廉·福克納[2] 說過同樣的話。他說，好的書只能被閱讀，而非被談論。好吧，把它們交給我吧，我猜它們就在那個信封裏。”

他自顧自地說著，我則被驚得目瞪口呆。

“約翰·M·哈特利。”他說，把煙鬥換到左手，伸出了右手。

我握了握他的手，感覺自己出師不利。他覺察到了我的尷尬，朝我報以鼓勵的微笑，露出兩排被煙熏黃的牙齒。我遞給他裝著我的小說和簡歷的信封。他破舊的皮包就倚在我倆中間那個垃圾桶的金屬柱上，他接過信封，把它塞進了皮包。我們抽完了煙，走進禮堂，沒再說一句話。

演講的末尾，觀眾的所有問題都回答完畢後，他悄聲示意我過去。我走向他，他遞給我一張名片，告訴我一周之後再聯系。

我把這些事都告訴了勞拉。

“這是一個預兆。”她說，揚揚自得，確信無比。

她赤身裸體，坐在前廳角落裏那張我臨時組裝的桌子上。她來回晃著腿，好讓腳上剛塗好的指甲油快點兒幹掉，同時拿一塊皮革擦著眼鏡的鏡片。

“命中注定的事都是這樣發生的，”她繼續說下去，“一切都自然而然地匯聚在一起，一氣呵成，就像一篇流暢的散文一樣。歡迎來到作家圈，理查德·弗林先生。”

“那就讓我們拭目以待吧，”我將信將疑，“我不知道自己的小說選得怎麽樣，也不知道他會不會抽空去讀。也許它們早被丟在垃圾箱裏了。”

她有點兒近視，不戴眼鏡的話就必須眯起眼睛才能看清東西，這讓她看起來很生氣。她就這麽看著我，眉頭緊蹙，向我吐了吐舌頭。

“別這麽悲觀嘛！悲觀主義者總讓我精神緊張，尤其是那些年輕人。小時候不管何時我想嘗試新事物，我爸就會不厭其煩地告訴我，我和夢想之間有多少克服不了的困難。我想這就是我15歲時放棄畫畫的原因，盡管老師說我天賦異稟。後來我第一次去法國參加國際數學競賽，他警告我說評委會偏向法國選手，所以別抱太大希望。”

“那他說對了嗎？他們真的偏袒自己人了？”

“並沒有。我拿了第一名，馬裏蘭[3] 來的一個孩子拿了第二名。”

她把那塊皮革放在桌上，把眼鏡架在鼻梁上，雙腿蜷到胸口，兩只手臂抱緊，好像突然之間她就冷了。

“我有種直覺，一切都會好起來了，理查德。你天生就是個作家，我知道，你也知道，只是一切都不會來得那麽容易。我16歲的時候，我爸死了，他生前把桌子的抽屜都上了鎖，我一直都想翻翻那些抽屜。他死後，我終於如願以償。在他的那些文件中間，我發現了一張小小的黑白照片，上面的小姑娘和我當時差不多大，頭發用發箍梳在腦後。她算不上漂亮，看起來很平常，但她的眼睛很美。我把照片拿去問我媽，她只說那是我爸爸高中時的女朋友。出於某種原因，他這些年一直留著這張照片。你明白我的意思嗎？就好像他原本沒有勇氣和那個姑娘在一起，天知道為什麽，他心裏積攢了太多不愉快，然後四處傳播，就像一只墨魚為了隱藏自己而噴墨一樣。船長，趕緊把褲子脫了，沒看見一位沒穿衣服的女士在等你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