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3/4頁）

有一度我疑心他倆怎麽會走得這麽近，但緊接著我就告訴自己這件事和我沒關系。因為那個時候，我並沒有懷疑，他倆可能不只是好朋友。

韋德稱贊了我倆帶過來的紅酒，接著就離題萬裏，談到了法國的葡萄園，向我解釋起根據葡萄品種的不同，品紅酒有不同的方法。不知道他是如何在說這話的時候讓自己看上去很內行的。然後他告訴我，要是他還年輕，他很想在巴黎住上幾年。他可能會在巴黎大學讀個精神病學碩士，然後去英國，在那兒拿下博士學位，出版他的第一本書。

聊了一會兒，他起身走進房間，不知道又從哪兒拿過來一瓶法國紅酒，我們一起喝起來。勞拉還在喝頭一杯，她向教授解釋自己得開車回家。看起來她對我倆能聊得來挺開心的。她看著我倆，就像保姆發現自己照看的孩子既沒弄壞玩具，也沒打架一樣，滿心歡喜。

要是我沒記錯，我和他當時的對話相當混亂。他話很多，像個魔術師一樣從一個話題跳到另一個話題，不費吹灰之力。他對所有事都見解獨到，從巨人隊[9] 最近的一個賽季到19世紀的俄國文學。的確，我驚異於他的學識之廣博，可以想見他閱讀量之大，年紀並沒有磨滅他的求知欲（對於那些20歲出頭的人而言，一個快60歲的人的確有點兒老了）；但與此同時，他看起來就像是一個盡職盡責的傳教士，將耐心教化那些智力不及他的野蠻人視為己任。他不停地提出蘇格拉底式的問話，自問自答，在我還沒來得及開口說話之前，他就又提出一個相反的論點，推翻了幾分鐘之前自己的回答。

事實上，要是我沒記錯，當晚的整個對話就是一場長長的獨白。幾個鐘頭之後，我確信即便是我們離開了，他自己也會繼續聊下去。

那一晚，客廳裏的電話響了幾次，他過去接，和我們道歉，然後很快就說完了。只有那麽一陣兒，他拿起電話，低聲聊了很久。他的聲音太小，客廳裏根本聽不見。我分辨不出他在講什麽，只聽出他的聲音裏透著厭煩。

他走過來，看上去心煩意亂。

“這些人簡直瘋了，”他對勞拉說，憤怒不已，“怎麽能讓我這個科學家做那樣的事呢？得寸進尺！和這些摩門教[10] 教徒混在一起簡直是我這輩子做過最蠢的事。”

勞拉沒搭腔，不知道消失在房間的哪個角落。我好奇他說的是誰。他又出去拿了一瓶紅酒。我們喝完之後，他好像忘記了剛才那個不愉快的電話，開玩笑說只有喝威士忌的人才是真男人。他又出去，拿回了一瓶拉加維林威士忌和一碗冰塊。等他說要再換酒的時候，酒瓶已經空了一半。他說，伏特加才最適合慶祝一段美好友誼的開始。

當我起身去廁所的時候，才發覺自己喝多了，在那之前我還能英雄般地挺直腰杆。我的雙腿已經不聽使喚，我幾乎要一頭栽倒在地板上。我並不是個滴酒不沾的人，但喝得這麽多是第一次。韋德親切地看著我，就像我是條招人喜愛的小狗一樣。

在衛生間洗手池上方的鏡子裏，我看到兩張熟悉的面孔在盯著我看，這讓我哈哈大笑。回到客廳我才想起來自己忘了洗手，所以又走了回去。水太熱了，我把自己燙傷了。

勞拉回來了，盯著我倆看了好一會兒，然後給我倆沖了杯咖啡。我在想教授是不是也喝多了，但他看起來挺清醒，好像只有我一個人喝了酒。我感到自己像是某種惡作劇的受害者，發現自己很難口齒清晰地說話。我抽了太多煙，胸口發痛。灰色的煙如同鬼魂，在房間之間遊蕩，盡管兩扇窗都敞開著。

我們又閑聊了差不多一個小時，除了咖啡和水，什麽都沒喝，然後勞拉暗示我該走了。韋德把我們送上車，和我們道別，又說了一遍他真誠地希望我能再來。

勞拉駛過殖民大道，那時街上幾乎空無一人，我對她說：“他是個好人，對吧？我從沒見過酒量這麽好的人。天啊，你知道我們喝了多少酒嗎？”

“可能他之前吃了什麽東西，比如藥啊之類的。他平時不喝這麽多的。你不是心理學家，你沒意識到他一直讓你源源不斷地聊自己，卻沒透露半點關於他自己的信息嗎？”

“他說了一大堆自己的事兒。”我反駁了她，一心想著我們能不能靠邊停個車，好讓我能在路邊的樹後面吐。我感到天旋地轉，我聞起來一定像是剛在酒裏洗了個澡，臭極了。

“他什麽都沒和你說，”她直截了當地說，“除了那些大家都知道的事，你從他那些書的封皮上都能找到。但你，卻告訴他你怕蛇、4歲半的時候差點兒被發瘋的鄰居侵犯、你父親後來差點兒沒把他揍死。這些都是你自己說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