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之後的幾周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了。

心理學課程主要設在格林樓，從麥考什樓或是我上英語課的狄金森樓走過去只要幾分鐘，所以我們幾乎總是形影不離。我們一起去費爾斯通圖書館，回家路上走過體育館，在藝術博物館和周圍幾家咖啡館裏流連，或者一起坐火車去紐約，看《辣身舞》《太空炮彈》和《鐵面無私》之類的電影。

勞拉有很多朋友，幾乎都是她在心理學系的同學。她和他們見面時有時也叫上我，不過她更喜歡和我待在一起。說到音樂，我們的口味並不相同。她喜歡流行樂，在那個年代意味著萊昂內爾·裏奇、喬治·邁克爾或者弗利特伍德·麥克[1] ，即使我放我的搖滾或者爵士樂唱片，她也固執地繼續聽她的流行歌。

有時候我們可以對坐而談，直到天明，吞下不知多少咖啡因和尼古丁，然後睡兩三個小時就渾渾噩噩地去上課。勞拉雖然有輛車，但是她很少開，我們更喜歡走路或騎自行車。有些晚上她不想看電視，會突然起了興致，把一台小霸王遊戲機搬出來，我們一起玩射鴨子的遊戲，或者在“轉轉樂園”裏操縱那只泡泡魚。

有一天，我們玩了幾個小時的遊戲，然後她對我說：“理查德——”她從來不叫我名字的昵稱——裏奇或者迪克，“你知道嗎，我們，也就是我們的大腦，在多數時間裏分不清虛構與現實？所以我們看有的電影會哭，有的會笑，即使我們知道自己只是在看表演，知道那是編劇杜撰出來的故事。如果我們沒有這種‘缺陷’，那就和ROB沒有什麽兩樣。”

ROB就是“機器夥伴”的縮寫，那是日本人為排遣青少年的孤獨感而發明的一種玩意兒。勞拉做夢都想買一台這種機器，給它起名叫阿曼德，訓練它把咖啡送到她床上，在她心情不好的時候買花給她。她不知道的是，其實所有這些事情我都特別樂意去做，還包括很多她沒想到的事情，並且不需要任何訓練。

***

你可能根本不知道什麽是痛，直到有一天你受的傷如此之深，讓你覺得之前的傷痕只是破了點兒皮而已。正逢早春，一個悲劇，為我在普林斯頓本來就難以適應的生活雪上加霜——我失去了父親。

一次心臟病突發幾乎當場殺死了他。當時他正在工作，即使他的同事很快趕來救助，也沒能保住他的命。他被推進了醫院三樓的手術室，不到一個小時，就宣告死亡。我弟弟打電話告訴了我這個消息，我媽在料理後事。

我趕上最近一班火車回家，到達時家裏已經滿是前來吊唁的親朋好友。爸爸被葬在常青樹下。沒過多久，夏天伊始，媽媽決定帶著艾迪搬到費城去住。她在那兒還有個妹妹，叫柯妮莉亞。在那之後的幾周裏，我驚惶地意識到，關於我童年的一切都將隨著這次搬遷而銷聲匿跡，我再也沒機會走入那棟有兩間臥室的公寓，而在那裏我度過了此前所有的時光。

我一直懷疑媽媽討厭布魯克林，她屈居在那裏的唯一原因就是爸爸。她是個書卷氣、愛懷舊的人，這跟她父親的教育方式有關，他是個德裔的路德派[2] 牧師，名叫萊因哈特·諾普夫。我依稀記得我們每年會在他生日那天去看他一次。他是個高大、不苟言笑的男人，住在皇後區一棟一塵不染的別墅裏，房後還有一小片後院，院子裏的草給人一種每片草葉都精心用梳子梳過的感覺。他的妻子在生我小姨的時候死於難產，然後他就沒再結婚，獨自把女兒們養大。

他在我10歲時死於肺癌，但當姥爺還健在的時候，媽媽曾經提議我們遷家皇後區——那是個幹凈、體面的地方，她說——想和她父親住得近一些。但最後她放棄了，意識到這是成不了的：邁克爾·弗林，也就是我爸，就賴在這兒了——他是個愛爾蘭人，生於布魯克林，長於布魯克林，從沒想過去任何別的地方[3] 。

所以，新學期我出發去普林斯頓的同時，我媽媽和弟弟也動身遷往費城，我又見到了勞拉。當時我剛剛開始意識到，以後我再回到布魯克林，也只能是一個到訪的客人了，似乎我曾經擁有的一切都被奪走了。我沒有帶去普林斯頓的東西，都被堆在費城傑斐遜大道中央車站附近的一間兩居室公寓裏了。媽媽和弟弟搬家不久後我就去看了他們，立即發覺那個地方永遠不會讓我產生家的感覺。而且家裏的收入也減少了，我的成績又不夠好，拿不到獎學金，所以我得做兼職才能掏得出自己的學費，維持到畢業。

爸爸走得如此突然，讓人難以適應他已經不在了這一事實，很多時候我想到他，都只當他仍然和我們在一起。有時候，逝者給人留下的印象比他們健在的時候更強烈。他們留下的回憶，或者我們記得的有關他們的回憶，使人對他們尤其敬重，而他們生前卻從來做不到這一點。爸爸的死讓我感覺多了責任、少了輕浮。生者總會不斷地犯錯誤，死者卻很快就被還留在世間的人們披上一層永不犯錯的光暈。